仲康日食考证：为何不能用当代天文科技精确计算出仲康日食
非我族类 2017-07-07
仲康日食
一、《胤征》的天象是仲康日食
《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尚书正义》：“[疏]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当合于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于舍；不得合辰，谓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礼》有救日之法，于是瞽人乐官进鼓而击之，啬夫驰骋而取币以礼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
《史记·夏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馀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
参考译文：
夏季，六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掌管祭祀的官员请示所应该使用的祭品，昭子说：“发生日食，天子不进丰盛的菜肴，在土地神庙里击鼓。诸侯用祭品在土地神庙里祭祀，在朝廷上击鼓。这是礼制。”平子禁止这样做，说：“不能那样做。只有周正六月初一，阴气没有发作，发生日食，才击鼓用祭品，这是礼制。其他的时候就不这样。”太史说：“就是在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而没有到夏至，日、月、星有了灾殃，在这时候百官穿上素服，国君不进丰盛的菜肴，离开正寝躲过日食的时辰，乐工击鼓，祝使用祭品，史官使用辞令来祈祷消灾去祸。所以《夏书》说：‘日月交会不在正常的地位上，瞽师击鼓，啬夫驾车，百姓奔跑’，说的就是这个月初一的情况。正当夏正的四月，所以叫做孟夏。”平子不听从。昭子退出，说：“这个人将要有别的念头，他不把国君当成国君了。”
《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孔颖达云：“瞽为乐官，乐官用无目之人，以其无目，于音声审也。诗云，奏鼓简简，谓伐鼓为奏鼓。”夏僎云：“啬夫当是执役之贱者；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啬夫驰，庶人走，皆所以供救日之役也。”
《左传·庄公二十五年》载：“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参照《昭公十七年》和《文公十五年》、《庄公二十五年》，可以证明《胤征》“辰弗集于房”是日食，这一点确定无疑，《夏本纪》的“乱日”就是日食的意思。
二、仲康日食的实际发生年和地区
据笔者所知，要真正确定仲康日食的发生年，至少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
1、正确的夏朝起止年——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夏朝431年，前2189年壬辰～前1759年壬寅。
2、正确的夏朝各王在位年数——这里主要表现为仲康在位年代，笔者的研究结论是：仲康，在位13年，前2151年庚午～前2139年壬午。
3、正确的日食记载年——不是后人所计算出来的，而是上古遗说。
4、正确的地理位置——据笔者考证研究，这与上古世界史相关，并不局限于现今的中国地理范围。
以上四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用精密的历法或者其它天文学技术来核算，其实际的准确率也会大大降低。这也是古今中外学者难以取得正确答案的原因所在。
《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仲康肇位四海”就是仲康即位，与“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连着说，表明日食是在即位的同一年，也就是仲康元年。
《新唐书·历志》：“《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刘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会也。会，合也。不合则日蚀可知。或以房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宁当以日在之宿为文？近代善历者，推仲康时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与‘辑’义同。日月嘉会，而阴阳辑睦，则阳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阴亦含章示冲，以隐其形。若变而相伤，则不辑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传》‘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娄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为缪，何独慎疑于房星哉？《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当是其一，肇位四海，复脩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职，则王命徂征。虞??以为仲康元年，非也。”
既然是《新历》，这就可以肯定不是上古遗说，而是后人按照历法所推算出来的。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寻。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新唐书·历志》：‘张说《历议》：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
清·林春溥撰《古史纪年》卷三：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寻。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帅师征羲和。原注：唐《大衍历》曰：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虞【廣刂】以为仲康元年，非也。与《竹书》合。”（耿素丽编《先秦史参考资料八种(下)》第142页，北京图书馆，2007年12月）
这个《新历》，应该就是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的《大衍历》。
虞【廣刂】，（现在有作虞邝的，误，当以虞【廣刂】为准。）南北朝梁代大同年间（535年一546年）太史令。虞【廣刂】的仲康元年日食说与《尚书·胤征》相切合，应该是上古的遗说。林春溥以《竹书》仲康五年为是。
明·钟惺著《夏商合传》二卷“仲康振策御奸党 胤侯率兵擒羲和”：“时有羲和者，尧时造历之羲和，二氏是其祖，盖以官为氏世职司天也，向居安邑，封国在泽。太康失国之后，二氏司天之职不举，一以沉湎酗酒为事，渐聚顽民，结邪党，害良民。仲康王既立，亦不来朝，召之亦不至。王命起桃往诰之，使改恶戒酗，修职奉上。羲和等迷迷醉骂王使，王忍之。至三年庚午秋九月，合朔日有食之，既而羲和不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10月）
所谓“仲康五年日食”，是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在没有正确的夏朝年代基础上用自己编制的《大衍历》推算得到的结果，载于《新唐书·历志》中。这个结论是不可信的，因为按照《尚书?胤征》的说法，日食应该发生于仲康元年。而且，仲康元年说也得到了虞【廣刂】的印证。据此，可以断定，仲康日食是在仲康元年。而据历史学家研究，《古本竹书纪年》到了宋朝就失传了,一直到明代才由明朝学者重新编订为《今本竹书纪年》。那么，“仲康五年”说，当是采纳了唐代僧一行之说。
另外，据笔者的研究，仲康时的都城斟寻，就是今中东的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城市拉尔萨（Larsa）。由于不清楚上古世界真实的历史地理状况，所以就不能知道日食是发生在今伊拉克境内，再加上其他的原因，现在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各种研究结论都没有得到过普遍的承认。
据我们研究，仲康在位13年，前2151年庚午～前2139年壬午，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前2151年10月26日，庚午年丙戌月壬戌日，九月初一。
查看刘次沅、马莉萍著《中国历史日食典》，李广宇等著的《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里李广宇《5000年日食表》，李勇《月龄历谱与夏商周年代》第135页，《〈授时历〉日食典（公元前2200～前1799年）》，以及第140页的古今中外13家“‘仲康日食’现有的研究结果”表，都不存在前2151年10月26日的日食。最接近的是《5000年日食表》和《中国历史日食典》的2151年7月30日5时28分日全食。干支纪年，庚午年癸未月甲午日，六月初一，有日食。
天文学家吴守贤在《夏代仲康日食记载再读》一文中说：“由于某些天文常数的长期变化掌握不够精确，使得对将近4千年的外推不完善。”我们认为，这是不能用当代天文科技精确计算出仲康日食的主要因素之一。
至于《夏商合传》所载，说明如次：
第一，日食发生在仲康三年，表明作者并不认同“仲康五年”说。
第二，仲康日食发生在庚午年，正与仲康元年（前2151年，是庚午岁）的干支年相合。
故录而存之，以为辅证。
摘自《世界三皇五帝十纪与中国上古历朝年代通考》
关键词: 仲康日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