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为何是最早中国 许宏：中国的王朝文明由此开端
非我族类 2017-07-05
二里头遗址
十年十大新发现
“考古大发现大多出于偶然，比如秦始皇陵、郑州商城，但偃师二里头是个例外，”许宏说，“它是在我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的。”
甲骨文的发现和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1959年夏，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中心地区豫西踏查“夏墟”，二里头被纳入视线。自此，除了“文革”期间中断8年，二里头遗址几乎每年都有常规考古发掘。
1999年，博士毕业的许宏接任考古队队长，那一年，二里头遗址发现整整40周年。此前，老一辈学者已建立起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谱系和编年系统，发掘了1号、2号宫殿，发现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确立了二里头都邑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师从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从事城市考古的许宏，以聚落考古的方法重新审视、研究二里头，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相继取得了十项堪称中国之最的重要新发现。
“二里头是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而这一系列新发现都建立于聚落形态考古的方法论上，”许宏说，“我们把二里头放在了整个中国早期国家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框架中来探究。”
二里头宫殿区东边的大路，曾钻探过100多米，因麦田浇水中断，一放就是几十年。拿起前辈记录，许宏“发掘”到了这条线索，继续追探，一条700多米的大道被发掘出来了。不久，一位老乡抱怨说他家地里的麦子一直长不好，许宏一听很兴奋，莫非这是沉埋地下的大型基址夯土引起渗水不畅导致的？一钻探，果然发现了宫殿区北边的大道。
“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被发现了！随后，考古队追探出“井”字形大道，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路最宽处几达20米，相当于现代公路四车道。
就这样，串糖葫芦似的有了一系列新发现：发现中国最早的车辙，车的出现，在东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发现被誉为“中国最早紫禁城”的宫城、中国最早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大型围垣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绿松石器作坊，并首次在宫殿区发现了贵族墓及随葬其中的绿松石龙形器。
许宏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多学科研究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人类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合力攻关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国考古学界是罕见的。经过多“兵种”作战，目前已初步勾画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但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三代人在50多年的时间里，才发掘了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前面的路还很长。
在2015年的发掘季，二里头又发现与祭祀有关的巨型坑——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吗？许宏说：“发现幼猪的巨型坑位于宫殿区宫室建筑群以北，与随后偃师商城宫城内国家级祭祀场的区位正相符合，它是后者的源头吗？我们想循着这个线索追下去！
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
许宏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是“最早的中国”，即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的王朝文明由此开端。近年来，他写作出版《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向公众科普有关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知识。
在许宏眼里，二里头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源于此。
“初步究明二里头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许宏说，“中国古代都城具有浓厚政治性，而规划性则是政治性城市最显著的特征，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具有标尺性意义。”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中国宫廷礼制形成于二里头。二里头宫城面积近11万平方米，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时间上早了3000多年。“如果说陶寺和新砦等前二里头时代的都邑建设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那么自二里头宫城始，‘建中立极’、‘明贵贱，辨等列’这套统治者用来‘御人’的营国制度逐渐大行其道。”许宏说。
二里头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突出于地面的台基式宫室建筑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礼制和文明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其超常规的大体量，面积达数千至上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上万人；复杂的建筑格局，形制方正规整、封闭的庭院式布局、中轴对称。二里头宫室建筑所显现的这些规制，开后世中国宫室建筑之先河。
“密闭式院落布局反映政治决策的隐秘和排他性，以及宗教祭祀的垄断性，中轴对称格局反映了权力中心的秩序性和威仪感，都与群众性的公众参与和开放性无缘，”许宏说，“‘不让看’，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
与全球其他青铜文明把青铜器用于生产或日常生活不同，二里头中原王朝的贵族阶层优先用这种贵金属制造祭祀礼器和近战兵器，青铜器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当时最大的主流价值观与“中国模式”。
许宏认为，早期中华文明经历了邦国文明、王朝文明和帝国文明三个阶段。大约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东亚大陆尚无中心可言。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邦国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邦国林立”，众多部族或古国并立或相互竞争。
公元前1800年前后，继周边异彩纷呈的区域文明衰落之后，中原龙山文化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的迅速崛起和超大型都邑的出现，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首次突破地理单元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范围更大，它的礼器比日常生活用器分布得更远，散布范围超过《禹贡》所记载的“九州”，以及战国七雄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到达的地域，其思想意识和观念、文化上的影响更为遥远。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势有如‘月朗星稀’，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许宏说。
姓夏还是姓商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自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其究竟属夏王朝抑或商王朝都邑的讨论持续不断，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景观。
徐旭生在踏查“夏墟”时发现二里头，却依据古典文献记述，推断其“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这是“二里头商都说”的最早提出，成为此后十几年学界基本“共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教授邹衡首倡“二里头夏都说”，引发两种主要观点的激烈交锋。随后，“夏都说”逐渐取代“商都说”，成为学界新“共识”和主流观点。
2015年10月，在考古学界一向以严谨著称的许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重提“二里头商都说”，随后发表论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坦承自己延续多年的思考。
“现在看来，二里头文化最新的高精度系列测年偏晚偏短，其主体或已进入商代纪年，”许宏说，“关于‘二里头商都说’的思考，不过是在新的时点上，对既有重要假说之一所代表的可能性的提示而已。显然，其中所显现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相关讨论研究都还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二里头都邑性质的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在像殷墟甲骨文那样带有自证性的、当时的、丰富的文书材料出现之前，无法对一个考古遗址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定性研究。
“没有文书资料出土，二里头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许宏说，“这一历史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它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处于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许宏说，“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许宏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何以“中国”？为什么不少曾经高度兴盛的早期文化，像红山、陶寺、良渚、三星堆等，都繁盛一时，但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就消失了？肇始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原礼乐文明，何以能在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不是仅凭考古学就能解决的，相信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会一步一步迫近历史真实。”许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