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为什么是东南佛国?吴越国佛教的主要特点
山南慕北 2016-03-16
杭州寺庙
吴越国为什么是东南佛国?
吴越钱氏广建佛寺,弘扬佛教文化,使杭州成为东南佛国,此举措对杭州人澹泊澄虑,慈良乐助的高洁情操有一定的陶冶作用。
与中原王朝后周的“灭佛”行径相反,吴越国三世五王虔诚奉行“信佛顺天”的信条。他们提倡信佛,用政权的力量,推动佛教的传播,教化民众,功德深厚。当时吴越国京城杭州,寺院林立,宝塔遍布、梵音不绝于耳。《咸淳临安志》载:“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能举目矣!”这仅是指钱俶执政的30年而言,且仅限于新建,未包括扩建、改建、修葺的在内。倘若合计三世五王在两浙境内所创建,扩建、改建、修建的寺院的总数,有据可查的寺院多达200余所。
佛教文化的弘扬,使人民思想有了信仰,行为有了约束,禁欲制念,谨言慎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杭州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品质,与佛教文化的熏陶不无关系。而且这种熏陶一直影响到现在。吴越地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事迹,新闻媒体,屡有报导。
吴越国佛教的主要特点
1.寺院建设数量繁多,发展态势前所未有
"杭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载,南宋末年杭州城内外寺院总计496所,能够确定创建时期的有398所,其中钱镠统治之前20所,钱氏统治期间230所,北宋9所,南宋139所。南宋临安府下辖七县,寺院总计281所,能够确定创建年代的有255所,其中钱镠统治之前81所,钱氏统治期间141所,北宋4所,南宋29所。据此可见,杭州寺院"创于钱氏者十(有)五六"。
《咸淳临安志》成书于南宋末年,创建于吴越时期的寺院,经三百余年变迁,有的已经圮废湮灭,所载情况或有缺失,但吴越时期杭州佛教的发展速度和繁荣程度仍可由此窥见一斑。
显德二年(955)五月,周世宗下诏限佛,令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寺院"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是岁,诸道供到帐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是时,"检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杭州一城寺院之数,竟达全国寺院总数的17.82%,由此可见杭州佛教势力和发展盛况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与地位。
2.禅宗各派交替兴盛,佛教诸宗均有发展,吴越时期,杭州佛教禅学最兴。初期,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均有僧人活跃于此。沩仰宗慧寂禅师弟子文喜,钱镠请住杭州龙泉廨署;灵佑禅师弟子洪諲法嗣令达,"于两浙大行道化"。曹洞宗道膺禅师弟子自新,钱镠"造应瑞院居之";本空禅师,住杭州佛日寺。临济宗黄蘗山希运禅师弟子楚南,被钱镠延请下山供施。吴越国中期,雪峰禅师弟子在杭日渐活跃。
释道怤,"崇论闳议,莫臻其极",钱镠"钦慕,命居天龙寺",钱元瓘"创龙册寺,请怤居之,吴越禅学自此而兴"释灵照,高丽国人,"得心于雪峰",钱弘佐造龙华寺,命其住持。悟真大师,"自得雪峰心印",居杭州西兴镇化度院,法席大兴,"钱王钦其道德,奏紫衣、师号"。
吴越中期以后,法眼宗日渐兴盛,呈一统吴越之势。文益弟子道潜,钱弘俶"造大伽蓝,号慧日永明,请以居之",颇加优礼。文益弟子慧明,弘俶"造大报恩寺,请以住持"。延寿禅师,"钱氏最所在时"重创灵隐寺",命主其事。
除禅宗外,律宗、天台宗也有发展。希觉律师"盛扬南山律",唐末关中丧乱,避地江表,"徙于杭大钱寺,文穆王(钱元瓘)造千佛伽蓝,召为寺主","四方学者骋骛而臻"。赞宁"习四分律,通南山律","多毘尼著述,谓之律虎","又为两浙僧统。"
会昌以后,天台颓败,在钱弘俶和德韶禅师的支持下,海外求典,得以复兴。释晤恩"闻天台三观六即之说,冥符意解",造访钱唐慈光院志因师,通达《法华》,讲贯弥年,"使《法华》大旨全美流于代"。
3.佛教仪轨备受重视,佛学义理鲜有进展吴越时期杭州佛教发展注重仪轨,法会道场众多,经幢造像林立,佛教仪式隆重。释可周,"受杭州龙兴寺召开演,黑白众恒有半千",钱镠"命于天宝堂夜为冥司讲经,鬼神现形扈卫,往往人覩焉。"释彦偁也为钱镠知重,"每设冥斋,召行持明法"。
本时期杭州建立了大量经幢,造像。经幢著名者如钱镠时期所建的竹林寺经幢、大钱寺宝幢、福庆庵石幢、水月寺幢、招贤寺幢、观音尊胜幢,钱元瓘时期所建的天竺日观庵经幢、化度禅院经幢、钱弘俶时期所建的梵天寺经幢、奉先寺经幢、西莲瑞相院宝幢、虎跑寺经幢、超化院塔幢等造像著名者则有石屋洞罗汉像,灵隐山千佛洞,天龙寺石窟佛像等。
除此之外,吴越国王还迎引舍利,兴建佛塔,抄经建藏。贞明二年(916),钱镠命弟钱铧"率官吏僧众诣明州鄮县阿育王寺,迎释迦舍利塔归于府城,仍建浮图于城南以致之"。开运元年(944),钱弘佐"遣僧慧龟往双林开善慧大士塔",迎舍利灵骨诸物,"至钱唐安光册殿供养,建龙华寺,以其骨塑大士像"。乾德四年(967),钱弘俶"迎阿育王舍利归南塔寺奉之"。著名的功臣塔、宝石塔(保叔塔、保俶塔)、白塔、六和(合)塔、雷峰塔,南高峰塔、北高峰塔、崇化寺西塔等均建于此时。除此之外,杭州还建立了大量中小佛塔,以安放圆寂名僧舍利,很多后来发展为塔院,成为寺院创建的另一途径。钱弘俶还"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并"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钱弘俶还"建《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碧纸银书,每至佛号,则以金书。牙签银轴,制甚庄严"与佛教仪式备受推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义理鲜有进展。杭州高僧中擅长佛教义理者以德韶及弟子延寿最为突出。德韶主张"佛法现成,一切具足","事无不通,理无不备",作偈"通玄顶峰,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对其师文益的"一切现成"说略有发展。延寿的佛教思想主要集中于其《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中,前者主张禅教一致,后者讲述禅净合一,丰富了禅宗的理论和实践,对宋明禅学演变具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