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瓷器的发展成就 吴越原始瓷器为何多仿青铜礼器
山南慕北 2016-03-16
吴越瓷器
吴越瓷器的发展成就
五代瓷器以吴越之秘色瓷器最为精美，钱弘俶时一次进贡宋朝秘色瓷达14万件之巨。在当代的古代文物发掘中，钱镠之子钱元瓘墓中和钱镠之母水邱氏墓中，都发现秘色瓷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在我国陶瓷史上也曾大放异彩。
赵令畤的《侯鲭录》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时非常重视“秘色瓷”生产，他曾向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用黄金装饰的“秘色瓷”，而且一次进贡的数量多达200件。由此可知，在钱元瓘统治时期，“秘色瓷”生产出现了质的飞跃。
临安板桥钱氏贵族墓出土的11件“秘色瓷”，造型有罂、钵、罐、洗、釜、碗等。罂高50.7厘米，最大腹径为31.5厘米，器身以褐彩云纹等作装饰，釉层匀净，呈纯正的青色。像这样造型高大、器形规整、装饰精美、釉质清纯的青瓷器，在五代“秘色瓷”中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钵、釜等器物的制作工艺均很精湛，釉的呈色亦反映出焙烧技术非同一般。有一件釉色偏黄的双耳罐，在一侧耳下刻有清晰可辨的“官”字，它印证了《余姚县志》的“唐宋时置官监窑”之记载，也显示了五代吴越国王室贵族对“秘色瓷”的重视程度。苏州七子山发现的一座五代墓，据考证墓主为钱氏贵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有碗、洗、罐、套盘等，其中，碗的口沿用金镶边，套盘不仅数量多达9件，而且做工与钱元瓘墓所出相比，亦在伯仲之间。
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历史至钱弘俶统治时开始进入巅峰期，北宋立国到吴越国纳土归宋的18年称为越窑制瓷业的“极盛期”，这一时期，吴越国因进贡和外销的需要，将受官府监控的制瓷作坊扩展到了上林湖以外的地区，在上虞的窑寺前就曾设立了“官窑三十六所”。这些窑的产品风格与上林湖窑基本一致——胎体轻巧，釉质清亮，装饰繁缛而精细，盛行刻划花。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供奉录》所载钱弘俶进贡的14万多件“金银饰陶器”，大部分器物的造型、胎釉、装饰特征应与窑址遗存的残瓷相类。虽然历史的尘埃无情地湮没了当年贡入朝廷的数以万计的“秘色瓷”，但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盘、碗、套盘，终于使人窥见了钱弘俶进贡的“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这类青瓷制作精巧，釉层晶莹，饰有龙、云鹤、水波等线条流畅的刻划纹，其所显露的正是吴越晚期“秘色瓷”的典型风貌。
吴越原始瓷器为何多仿青铜礼器
从大量的考古发现可看出，青铜礼器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和北方一带，而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吴越文化区域基本不见青铜礼器的踪迹，即使偶尔发现一些青铜礼器，大家也都认为这些青铜礼器是从中原带过来的，或受中原影响所至。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客观原因就是吴越地区铜矿资源比较稀缺，“精致”一向是吴越人的追求，这一追求在制造兵器上也未能免俗。“商周时期最精致的青铜兵器多出自吴越地区，正如众所周知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和吴王夫差矛等都是上好的、顶精致的兵器”，程亦胜称。
商周是礼制流行的时期，特别是自周代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制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制，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礼”的范畴，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制之治。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制文化。
所谓上行下效，在大环境大氛围的影响下，吴越地区的人们也必须知礼懂礼，并按照礼制规范自己的行为。
礼器是礼制的重要内容及表现，进入商周社会后，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礼治”的象征，如在《周礼》和《仪礼》等文献中，具体记载了西周青铜器的礼制。礼器为王室及上层贵族所专用，是古代汉族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礼器的组合与数量的差异也是明辨身份、划分权利地位区别的重要表象。
吴越地区少有青铜礼器出现，到目前为止出现的青铜礼器仅吴王光鉴和吴王夫差盘等为数不多的几件，但这一地区却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兵器和数量颇多的仿青铜礼器的原始瓷，对于吴越地区的贵族们来说，备齐礼器也是遵守礼制的重要表现，但礼器大多使用青铜器，而铜资源在吴越地区又比较紧缺，可礼制又不能不遵守，那么吴越人怎么办的呢？他们用仿青铜礼器的原始瓷来代替青铜礼器，来表达展现他们的礼制观念，因地域条件所限和铜资源的紧缺，造成吴越地区的人们不得不用原始瓷仿制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表现吴越地区的礼制文化、彰显吴越贵族的们社会地位。这是为什么吴越地区的原始瓷出现大量的仿铜礼器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