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的商业 南唐商业发展如何？
山南慕北 2015-11-10
南唐
第一，杨吴和南唐的商业活动使它们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国用所需的物质条件，充实了国力，提升了政治影响力，使南唐成为能与中原抗衡并有可能统一全国的南方政权。
杨吴和南唐自然条件的多样化，带来了物产的丰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业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商茂的中心。南唐与中原划淮水为界，双方贸易活动多通过寿州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换取羊和马匹。南唐与南汉，吴越，马楚和西蜀等国之间也有交易往来，商人的足迹遍布周边国家。南唐伐闽之役，“翰林待诏臧循者，尝贾于闽，具知山川险易，为文徽陈进兵之计”。开宝四年(971)冬，宋在荆南建造战舰，在当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发现后，“上密事，请往江陵窃烧皇朝战舰，国主惧事泄，不听，商人遁去”。(卷5，《后主书第五》) 南唐与契丹的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以羊马等牲畜为主，也有军用物资如猛火油。“当时，契丹已灭掉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南唐与契丹之间的海上交往，走的应是从东海长江口北上，越过山东半岛，直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南北沿海传统海路”。
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卷873) “元宗时，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卷上) 这个海国是哪个国家，语焉不详。邹劲风认为，一些海外商人为提高自己身份，以获得更多商业利益，常自称为某国使臣，这些所谓海国进象，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外民间贸易的一种形式。从《江南余载》的记事风格来看，有一定道理。
商业活动给南唐带来了充足的社会财富，直接拉动了经济发展，《钓矶立谈》说“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丰采”，并非溢美之辞。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为在十国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方大国，不仅成为能够与中原抗衡，还有相当的实力进而实现全国的重新统一。后来的五代十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南唐国与中原的对抗史。
第二，杨吴与南唐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扬州，润州等成为我国较早感受近代氛围的区域城市先驱，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实质性南渐和江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早期基础。
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金陵，扬州等江淮城市的兴起虽历史久远，但在长期发展中由于缺少突变的基因，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远远不足以推进城市的脱胎换骨。不能说南唐完成了这个使命，它的努力也远远不够，但它开始了这个蜕变，使江南城市在背负着沉重封建义务的背景下沿着近代化的道路缓缓潜行，我们不用去探讨这些城市的形成过程和城市形制，也无须去论证商品种类如何增加等常见要素，而有必要从另外特定的角度去一窥“近代化”已经在南唐萌芽的事实：
一是新型的经商场所不断出现，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趋势，延展了商业时空。唐代大城市实行坊市制，到了南唐，江苏境内的金陵，扬州，润州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金陵城内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郑文宝在《南唐近事》中曾经提及的“鸡行”，是南唐的闹市区，宋〈庆元建康续志〉说此地“自昔为繁富之地，南唐放进士榜于此”。又云，“戚氏《续志》云银行，今金陵坊银行街，物货所集。花行，今层楼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这些坊均为手工业作坊集中地，所谓银行，就是金银器加工场，花行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随着交换量的增加，一些自发的新的经营场所开始形成。润州紧临长江，南唐有诗赞金山江面：“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卷上) 江边有市，显而易见是为了适应江上往来船只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经不受到固定地点交易的限制。徐知谔在润州任团练使时，曾经“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卷279，《后唐纪八》) 也显然不在城中规定的贸易之地，这种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温的批评。这同时说明，由于利润丰厚，象周宗这样的开国显贵经商，象徐家这样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应是大势所趋。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商机多多。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卷111，《地理表》) 说明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广度，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郑学檬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中提出“地方小市场”的概念，指出，这是形成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基础。除了空间的扩大，交易时间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夜市在唐代就已出现，南唐的城市夜市更加普遍，上述润州的江市诗就是夜宿金山时偶然想起的。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南唐开国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谋渡淮时，竟想出了将士兵蒙上羊皮，伪为商旅的计谋。(卷上) 大商人的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不得不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宋灭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阁避难的尽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与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会生活中，并对国家施加影响，南唐以往见载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败而告终。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萌芽的积极表现，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虽记载无多，但我们还是能从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了这一讯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费群体的出现，增强了城市的消费能力，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庞大的阶级基础。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部分商贾，城市手工业者等，随着南唐在金陵建都，随着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渐，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众多，经济能力雄厚，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城市的消费习惯，对江淮区域的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云：“江南当五代时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宋初王禹偁也说，“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卷30，《柳府君墓碣铭》) 南唐正是这样，象韩熙载，卢文进，江文蔚，高越等，尽为北人，家眷人等动辄以百计。吴越兵临润州城下时，守将刘澄与驰援的卢绛有隙，卢绛对一裨将杀之未决，刘澄意在投降，乘机要裨将先出，裨将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刘澄曰：“事急，当为身谋，我家百口，亦不暇顾矣。”(卷27，《叛臣传第二十四》) 主帅与裨将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数众多，推而论之，整个金陵应在一个不小的数字。南唐重科举，境内举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长期滞留，成为又一个消费群体。卢江人伍乔，来金陵参加春试，“是岁同试数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得到韩熙载的赏识；泉州人康仁杰，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贲“五举犹为白丁”；而邱旭“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视书画艺术，我国最早的画院就出现在南唐，顾闳中，周文矩，徐熙，卫贤，王齐翰等一大批画家，活跃在画坛，他们与冯延巳等文豪才子组成了庞大的文人群体，这些人与官僚，贵族，富商聚居一处，使金陵平添了别样的脂粉繁华之气。一部分需要纵情声色犬马的消费者，则使唐代就已时兴的艺伎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既是一种行业，更是一个消费阶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王屋山就是当时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进忠“造宅于皇城之东，广致妓乐”。(卷下) 过去我们常常孤立地看待这些对象，将上述人等的风流倜傥视作另类，其实，他们的生活状态正是那个时代商品化的客观反映，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们的商品化特征。
四是各类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础的系统化，从较高的经济平台上为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唐宋之交社会转型的实质，政治上是民主意识的萌芽，经济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后，要住房，建筑木工就出现在坊中；道路要清扫，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与河道的保养人员；城市范围大了，路途遥远需要车船，就有了脚夫和船家；有人求佛问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祸福，所言辄验，倾都瞻礼，阗塞街巷，金帛之遗，日积万数”。(卷24，《方术传第二十》)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楼众多闻于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饮食业的盛况。南唐讲究美食，仅李昪“其食味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餤，云雾饼”等。由于士大夫蜂拥南下，面点食品推陈出新，花样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饼可以映字作劝盏，面能穿结带，就连混沌汤也能注入砚中，堪称神奇。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功能与活力，有叫周则的，年轻时以制伞为生，李煜尝问及此事，答曰：“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淫雨连月则道大亨”。
我们还可以从货币的演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南唐商业的发展问题。如史家多对南唐铸造铁钱持批评态度，以为穷途潦倒的体现，其实，为了适应交换需要，南唐在货币方面的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很有创新意识，如“对钱”，就是货币文化宝库里的一朵奇葩，在北宋盛极一时。当然，南唐处于唐宋之交的过渡带上，在许多方面仍处于初步的阶段。但它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新鲜的，它在众多方面的建树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并用一颗平常的心态去研究，评论它，特别是它在江苏区域经济乃至我国经济与文化南移的过程中，对于江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有一个全新的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