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时期的农业水平 五代十国南唐农业发展情况
山南慕北 2015-11-10
古代农业
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绩中，杨吴及南唐对江淮的经营是浓重的一笔。唐末兵燹使淮南成为重灾区，扬州被坏尤为惨烈。昔日繁华都市，“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卷61，《吴世家》)不仅城中，“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辐数百里，人烟断绝”。(卷134，《杨行密传》)杨行密初定江淮，从谋士高勖议，招抚流散，保境安民，他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数年之间，江淮几复唐时盛况。但李昪执掌吴政时，吴民间仍继续“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卖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宋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吴唐拾遗录·劝农桑》亦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
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紬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阻之，为亏损官钱，为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卷16，《宋齐丘》)杨吴和南唐在不断加大政策力度的基础上，根据江淮环境形势，优先发展水利，淮南和江南等地区的农业迅速恢复发展。杨吴建国之初，便着手在楚州和扬州修复或新建陂塘；南唐立国，筑楚州境内白水塘，淮南为之得益。又“命州县陂塘湮废者，修复之”。(卷3，《嗣主书第三》)唐五代对于江南运河的疏浚和整补，亦是大手笔，可见记载的就有驿亭埭，奔牛埭等。升元年间对丹阳练湖的整修，更是一项重大工程，向为水利史所重。练湖始开于西晋，东晋时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湖泊，可溉丹阳，金坛，延陵等县万顷良田；唐代，练湖开始对江南运河进行水量补给，唐末兵乱之后，练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几无灌溉之力。
丹阳县令吕延桢主持疏浚整治练湖工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恢复了水利功能。多雨时节，可汲纳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围诸县，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卷871)陶懋炳认为，“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成绩之著，无如吴越”，(p181)应是中肯之论。从地域政治上看，江苏东部当时处于吴越国统治范围，但吴越对今江苏太湖地区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与之共同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间接使然，值得一提。时吴越于重要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元璙在苏州任中吴节度使时，命部将梅世忠为都水使，“设锸港口，按时启闭，以备旱涝”。(卷115，《拾遗》)对于秦淮河的整修也值得一提。杨吴时始将秦淮河贯于城中，作为重要航道；南唐保大年间，又疏浚河道。《宋朝事实类苑》卷47《休祥梦兆》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是为验证。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卷270，《后梁纪五》)楚州和泗州的麻有名，为朝贡之物。茶叶的生产以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
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当然，单一叙述农业的表现是缺少学术意义的，上述内容旨在揭示，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
郑学檬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一文里指出，我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基本实行耕战政策，所谓“足兵足食”是也。因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粮食需求大，政府的赋税政策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南方各国由于缺少北方以粮为纲的传统，不象北方有那么多的官兵，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极易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条件好。所以，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从此，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突破口，渐渐拉开架势，向着新的纪元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