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经济概况 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水平如何？
山南慕北 2015-11-09
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来，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相对华北而言，南方的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汉魏六朝以来，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蜀地富庶，前、后蜀时内部相对稳定，又注意兴修水利，“广事耕垦”。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吴、南唐、吴越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吴越在浙东沿海修筑了捍海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钱塘成为东南的富庶地区。南方各国多注意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有利。蚕桑丝织业比以往有了很大发展。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唐末，王氏兄弟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做赋税，又开始种植棉花。唐末，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在中国，州县的设置常和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南唐新置二十六县（其中有十八县在今江西境内）。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一百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二百三十万户，这显示了南方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
工商业的新发展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瓷器制造和雕版印刷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南方和北方都有精制的秘色瓷器，也都出现了雕版印刷。那时候，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那时，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曰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
赋役剥削苛重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虽然在某些地区有所发展，但一些国家的赋役征敛还是相当苛重的。当时，仍沿用唐制，夏秋两征。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与唐朝相比较，额外收耗名目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一升，后汉时增至两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两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一石租须纳一石八斗粮。封建国家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刮民谷，逼使数十万民众饿死，流亡不可胜数。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征收的丁口钱、盐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征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征商税，并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由于战争频繁，人民的兵役负担沉重。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朱温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兵役以外，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也层出不穷。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