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灭佛事件的时人态度 唐武宗灭佛事件的后续
彼岸花开 2016-05-17
灭佛事件
时人对毁佛运动的态度
李德裕
会昌时代的宰相李德裕在这场毁佛运动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能量，他对毁佛运动的看法等依旧是学界争论的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李德裕作为宰相，毋庸置疑是这场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资治通鉴》中记载李德裕强烈要求幽州节度使禁止游僧进入，他在会昌法难中确实起到了作用，但不是关键作用。
李德裕自身没有推动毁佛的动机，他在政治生涯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宗教宽容的一面，他本人在儒学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但对佛道都表现出了兴趣。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圆仁一行初到扬州，李德裕频频去寺庙探访，关心圆仁起居，询问日本有多少佛寺，多少道观。孟蜀何光远在《鉴戒录》中提到李德裕对道教态度，“好玄门，沙汰淄徒，超升术士。”李德裕参与毁佛更多地是政治上对武宗的追随和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李德裕在武宗朝更重要的功绩是在武治方面，他组织谋划了平定昭义叛乱。《旧唐书·武宗纪》记载，谏官上疏指责武宗与赵归真过于亲近时，武宗与李德裕解释，李德裕回答，”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缘归真于敬宗朝出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这表明李德裕对武宗和赵归真的圈子是很反感的，下文又记载，”由是（武宗）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可见，李德裕虽然参与了毁佛但大部分的决策不是由他直接作出的，他也难以算作毁佛的核心层。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会昌四年至会昌六年任池州刺史。以地方长官身份亲历了会昌毁佛运动的杜牧，在保留下来的诗歌中留存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杜牧对毁佛运动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本身对佛教颇有好感，他的诗歌中《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中写道:“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他本人与僧人多有交游，但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中集中表达了对寺院经济膨胀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的强烈不满，而且这样一篇文章不是写于会昌毁佛运动期间，而是写于宣宗恢复佛教期间，足见对毁佛支持是杜牧真实的想法之一。在生活上，杜牧欣赏佛教宁静深沉的思想，也喜欢和有修养的僧人交游，但在涉及到国家利益及本人的政治利益上就站到了佛教的对立面，这种对佛教复杂的态度，很可能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代表。
反对派
即使在唐武宗不停地将毁佛政策升级的时期，毁佛政策也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前文所述，黄河以北藩镇因为本身佛教传统浓厚及与中央对立的现实是佛教在会昌时期的根据地，这些地区是拒绝严格执行毁佛政策的。
在朝官僚也有相当一部分对佛教同情。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在他归国途中，得到了大理卿杨敬之的多次帮助，不仅对他赠物慰问，还委托他在洛阳好友帮助圆仁。圆仁在郑州遇旧友州长史辛文昱，他对圆仁说：”此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尚努力，早建本国，弘传佛法，弟子多幸，顶谒多时，今日已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尚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 可见，在行政命令之下，人们长期以来对佛教的情感是难以轻易毁去的。
后续
会昌毁佛运动在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后，开始渐渐地出现政策上的松动，中央对毁佛政策开始有意识的调整。
会昌五年八月在公布了三年来毁佛成绩后，又发布了新的敕令限制各寺僧尼人数，但没有继续拆毁寺庙，到会昌六年正月，反而在长安左右街新建了总共10所寺庙。
高潮之后的政策松动主要有两个原因：
1）对过于激进的毁佛政策的调整：从会昌二年开始的毁佛运动在会昌五年达到了高潮，虽然武宗的毁佛政策是渐进推行的，但仍然过于偏激，他试图在三年内摧毁在中国已流传数个世纪的宗教显然是难以实现的。过于激进的毁佛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被迫还俗的僧尼失去生计成为为祸地方的流寇，这一问题在会昌五年已经十分严重。圆仁记载，”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李德裕在公文中也承认，还俗僧侣流寇问题的严重性“自有还僧以来 ,江西劫杀,比常年尤 甚 ,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
2）为病情严重的武宗祈福：由于长时期服用丹药，武宗在会昌五年末到会昌六年这一阶段，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朝政为宦官把持，失去了武宗的推动，毁佛政策不得不停止。这一时期在长安新建的寺庙名称很明显带有祈福的意愿，左街兴唐寺、保寿寺、资圣寺、护国寺、保唐寺、安国寺、唐安寺、唐昌寺 ；右街千福寺、兴元寺、崇福寺、万寿寺、崇圣寺、龙兴寺、兴福寺 、延唐寺，尤其“兴元寺”、“万寿寺”这样的名称很明显是为了祈求武宗身体好转的。病入膏肓的武宗已经无所谓佛道，只要能帮助自己续命，都是可以的。
宣宗继位后，立即着手将曾经毁佛的支持者清理出朝廷，将李德裕外贬并一再贬谪，将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蛊惑武宗之罪处死。大中元年（847年）三月宣宗下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宣宗没有对武宗毁佛全盘否定，只是承认毁佛政策过于偏激，允许佛教自然恢复。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佛教开始大规模复兴，但在会昌毁佛的打击下，佛教再以难以恢复到之前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