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衰败与皇权高层基础演变的联系

唐朝

　　对于它背后的原因，有许多的解释，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此文试图以皇权的高层基础为线索，把“兴”和“衰”视为一体考虑，此文以承认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关陇集团”等概念为前提。

　　唐朝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关中、关东的豪杰，或者说，唐初的政权基础主要是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族。
       首先来看一下关陇地区的人才结构。“许多事实证明，住在边区，不断遭受攻击的人民，常是比住在内地更安全地方的人民，易于更辉煌的发展”。诚然，关中地区历来是华夷混杂之地，从人才角度来说，利于产生良将。经历魏晋北朝的长期整合，这个地区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新兴锐气，再经隋朝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才结构更趋向合理“王朝虽有更迭，社会却能初告安谧。这对于人物的成长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尤其是当隋文帝灭陈之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太行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原来齐陈故地的人物，陆续西来，卜地定居，为后来唐初人物的增多，奠立了若干基础”。这样，这里不仅有攻城掠地的良将，更具备了运筹帷幄的谋士，可谓文武双全，而且，这也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之一。所以它确实是帝王之基，这一点，从李氏起兵后急急入关和李密给杨玄感上的上策得以证明。现在很有必要来看一下关陇集团这个概念及其相关概念。“有唐一代二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极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治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至于武zhao，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矣”。

　　当然，对于此观点，也有许多人持谨慎态度，如“至迟在隋炀帝是已不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前此之关陇集团开始解体，进入唐初在高祖太宗时此集团更不复存在”、“陈先生提出关陇集团这个概念，对中古史研究很有贡献，他的治学长处在于能提出一个深具启发性的大见解，但往往过分强调新见解而走偏锋，自是他的短处”。但如前所述，本文承认陈先生的关陇集团等概念。从陈先生的论述中可以概括出关陇集团的两条基本标准，1.“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不过，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但有提及之处，所以不得不谈。

　　山东方面，文化水平较高的那些大家氏族，在经历长期的战乱和少数民族的冲突后，也渐渐失去了昔日优越的条件，虽然在婚媾上竭力保持其血统的纯洁性，可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政治势力作后盾，可说是逐渐走下坡路。其中自然有一些不甘心的人，乘天下大乱，支持不同起事者，在这种状况下，李唐周围也团结了一些关东豪杰，不过，在扫荡群雄的过程中，他们的作用不是很显著。“山东人对李唐皇室素无好感，对于太宗尤多嫌忌，而山东地区实为建都关中的李唐皇室经济上的生命线”。而且，在窦建德起义和刘黑闼的反抗中，山东人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不过，这里的山东和现在的山东有一些差别，是指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由以上的分析可得，在唐扫定天下的过程中，其政权的最坚实基础是关陇，这个基础保证了唐的兴起！在统一天下之后，其基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这个变化首先是表现在帝位之争上。秦王李世民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周围也团结起一大批人，多是功勋显著的猛将，与秦王有一致的利益。但太子建成因名正言顺，周围也有许多谋臣，不过，这些人比较杂，大部分都不是关陇中人，利益上与关陇重将有一定冲突。顾而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最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表面上是两人之争，实则是政权基础中的两个系统间的较量。“大抵李建成以李世民手下重要将领为收买对象，结果殊难有成，李世民则更为诡秘，着重收买李建成手下的次要人物，因为这些人既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一方面容易达到收买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够发挥内奸的作用”。而玄武门之变的直接促发因素就是要调动秦王身边的猛将去抗击突厥，对于一般将军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多管这种皇帝自家的事，因为那是极其危险的，但秦王周围的人却比他还急，除了秦王个人的人格魅力之外，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建成若成为皇帝，则那些关陇集团中人的利益必然受到威胁。此外，山东的许多豪族都是支持建成而反对世民的，他们在朝中多是文臣而非武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玄武门之变后，王朝的政权基础有了首次大的变化。“在太宗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会很容易依仗他们的功勋和他们与太宗的亲密关系，把太宗包围起来，垄断大权，把持朝政……”。历来马上得来天下的帝王，都要面对削功臣的困境，昔日的功臣，现在成了最大的障碍。太宗既不能完全放弃之，也不能受其左右。所以，他必需扩大其政权基础，寻求新的力量，既支持他，又牵制旧部。“提用他们（东宫府属），可起牵制秦王府属的作用，使太宗摆脱秦府旧属的包围，……玄武门事变后，建成余党满怀疑惧，他们既为太宗所用，则政治上的不稳局面自然消失”。自此，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大大的扩广了，开始向全国各地招揽人才，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并大量利用文人进行帝国的管理，保证了行政的效率“唐代的官僚队伍由流内官、流外官、杂官组成。……流外官、杂官处于官僚机构的底层，负责一般的行政事务……盛唐时期，官吏定员约三十七万名，其中95%是吏，……余下的5%是少数的流内官即真正的官，”王朝的兴盛，离不开这些官员的有效管理，而他们也成了支持王朝政权的外围基础，当然也有一些人进入了政权的核心，不过他们没有构成稳定的集团，只能说是散兵游勇，纵然攀上富贵，最后成为其中一员。他们距离皇权最近，最能左右王朝的命脉，一旦他们之间、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势必使皇朝从内部瓦解！而只要他们能平衡，则会令帝国越来越强大。而为了平衡之，聪明的皇帝总是不断提拔一些新人，注入新血液，平衡力量对比，使皇权高高在上。太宗虽然大力提拔各地新人，但也十分注意保持关中的突出地位，“在官员的调遣、任用上，也重内轻外，重视中央官员而忽视地方官员。将各地有统治才干的士人集中京师，便于驾御……。”正因为这样，唐初形成了一种重内而轻外的官场风尚。

　　军队方面，大量吸收中小地主，以军功为诱惑，从外围团结了许多力量，扩大了政权的武力支持。“参加对外作战成为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但从核心部分看，帝国的武力主要还是靠关陇集团，只要没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他们始终是皇权最重要的高层支柱——对内维护秩序，对外保证皇帝在尊严。如羁縻政策，“羁縻政策，就是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任命他们为的贵族为羁縻州府的都督史，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在唐朝早期是极为有效的一种管理方式，单到了中后期，却成了极大的威胁，何也？就是因为早期关陇集团有强大的威慑力，而后来皇帝失去了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在也无法保证其尊严。同样的例子还有，……“安史之乱的精兵是城旁，平安史之乱主要仰赖城旁，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征行也是城旁，可见城旁是大唐军事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说，城旁不但与边兵共同维系了大唐帝国赫赫军威，而且是唐前期军事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量。”在府兵制尚未废除时，皇帝有稳定的军事支持，身边有关陇为首的武力保护，而废除之后，就没有稳定的武力基础，即使建立起一些中央军队，一方面不足以震慑地方，另一方面，皇帝也往往无法控制之，反成了太监的政治资本。“府兵制是西魏北周时宇文泰按鲜卑部落军事制形式改造的一种兵制。这种军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兵农、耕战合一，节约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在经费困难的局面下，能保持庞大的兵力；二是军权掌握在最高统治核心手里，防止分裂、叛乱。”唐初实行的府兵制，把全国军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在关中，确保了关中对全国的威慑力，从军事上保证了关中的“本位”。从皇位继承和皇室成员婚姻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大唐政权基础的变化。在封建帝国正常的状态下，都是储君继位，在非正常状态下，继位往往受到外戚、宦官、军队的影响，而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已经极其不稳定了。“从唐太宗到唐肃宗的七位皇帝，全是借宫廷事变登上储位后大位的；而后期字唐穆宗到唐昭宗的七位皇帝，以宦官所立者七君，”早期的李唐皇室在婚媾上保持与关陇的密切关系，两者可以说是一体不分的，可以说，外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关陇集团，使李唐皇室成为一个集政治、血缘、族望、军事、一体的集合体，也因为如此，皇权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同时为了笼络对其反感而有很大力量的山东豪门，太宗曾企图与山东豪门联姻，不料却被拒绝。“唐太宗想扩大最高统治集团和统治核心，具体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修订氏族志，二是皇室与勋贵名臣联姻……，”“这样，唐太宗原来审订氏族，让关陇贵族、山东氏族、江南氏族、代北虏姓互通婚姻，将这些集团联结起来，共同拥戴皇室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使山东氏族的社会影响更为扩大。”尽管两度修订氏族志都没有达到目的，但对规范人们（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却收到了意外的效果，使得政权获得极其广泛的社会认可。之后的皇室婚姻就比较分散，没有集中在某个集团里，太子的立废也极其频繁，太子的权力被严格控制，惟恐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也反映了皇权在高层没有具体的支持。“隋唐皇位继承与太子地位的变迁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隋代及唐代前期。这一时期……，同时，皇太子往往拥有较大的权力，甚至直接掌握部分武力，东宫成为国家的次要权力中心……，转折时期是唐玄宗即位以后，即第二阶段……因此，从唐玄宗开始，唐历朝君主一反隋至唐初的作法，开始转而削弱太子的权力与地位，以图巩固皇权和安定政局。”

　　武后以后，大力起用庶族地主，对旧有的关陇贵族则极力破坏，诚然，政权的较低的基础是扩大了许多，大量的庶族地主参与到政权管理中，但高处却是不胜寒，可依靠的基本只有家族、宦官。这种局面最大的后果就是军队没有集中到皇帝手中或皇帝身边，政权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持，其他后果，如皇帝废立、中央权威等也在军队叛乱后逐渐表现出来，由于高层的坍塌，继之而来的是地方的混乱，整个帝国就进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均田、府兵、羁縻等政策再也无法推行，官僚体系效率无法保证，腐败已成必然，兼并陡的加速，社会上随之出现大量流民，“破产流亡农民的出路不外三条：一是作地方的佃农，所谓“依托强豪，以为私属”；二是聚众起义，所谓“所在群盗，半是逃户”，而投身军队则是第三条出路，这就是藩镇武力的由来，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这些地方的变化最后又反作用于中央，突出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困难，无法维持一支中央军队。“奏文（朱礼.《复佛寺奏》）云：“开元之间，率户出兵，籍而为伍，春夏纵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将，以戒武事。如此则兵未始废于家，农未尝夺于兵，故开元之民力有余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万，皆衣食于平民，岁度其费，率中户五仅能活一兵。如此则编户不五百万不足以给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长安政府已经困于养兵了。因为困于养兵，于是引起藩镇的割据。”可见，很大程度上，藩镇割据的出现是源于高层政权基础的坍塌。而藩镇局面一旦出现，必然要很长的历史才能改变，如宋人尹源所说：“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唐不灭者，诸侯维之也。”特别是边防重镇（如卢龙、魏博、成德），在抵御契丹等少数民族方面，甚至比统一的帝国还有力，因为这些军镇最重视的就是武力。至于中央，只是一种理论上有意义的。总之，唐朝的辉煌不是一日建成的，其灭亡也非一日之功，皇权的高层基础演变只是茫茫史料和猜想中的一条线索。也许爱德华·吉本的一段话同样值得我们去回味：“罗马的衰败可是过分雄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与成熟；毁灭的原因随着领土的扩张而不断增加；一旦时机成熟，或者由于偶然事件抽去了认为的支撑，那无比庞大的机构便会由于无能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倒塌。它毁败的过程再简单明了不过了；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毁灭的，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