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对“贞观之治”的影响
彼岸花开 2016-03-17
《管子》
《管子》对“贞观之治”的影响
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古代清明治世。曾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长空，牛马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表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如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卷一）的政治局面。然而这一空前的封建盛世同样与《管子》有着不解之缘，是《管子》经世致用的又一典范。
自西汉刘向编定《管子》后的近700年中，没有发现为《管子》做注者，这一社会现象说明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正统地位的确立。然而到了唐代，《管子》书的第一个译注者却是“贞观之治”时重大政策措施、施政方针的重要谋划者和执行者房玄龄（579-648）。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说：“《管子》二十四卷，齐相管夷吾撰，唐房玄龄注。”据《新唐书·房玄龄列传》载，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亲信。统一战争中助李世民谋划军事，搜罗文武臣僚，并参与“玄武门之就”，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龄居宰相之职长达20年，制定律令，选拔人才，“权宠隆极，总朝政……凡粮械飞输，军伍行留，悉裁总之”房玄龄晚年多病，李世民亲自驾临其床前“听卧治事”。从李世民给房玄龄的权力和对房玄龄言听计从的态度不难看出，已被历史证明、堪称清明务实的贞观政略多源于运筹巨擘房玄龄。而房的谋划又多源于他研读最多的经世致用的《管子》。
房玄龄以“首席宰相”的身份注《管子》，起码能够说明“贞治之治”的施政方针有源于《管子》的成份。首先可以说，房玄龄对《管子》的研究是精到深透的，因为不下一番韦编三绝的功夫是很难为其作注的。再者，他为《管子》作注的动机中，必定有把自己在实践中认为行之有效的治国理论介绍给后人的意思。除房玄龄外，贞观时期以铮谏闻名于世的魏征也有一卷颇具史料价值的《管子治要》传于后世。特别是金口玉言的决策者李世民，有些话直接是从《管子》中学来的。如:”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成熟），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卷8）；“家给人足，本藉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璧，珍宝满目，何解饥寒”（《册府元龟》卷157）。而且他即位后多次颁布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租赋的法令，并采取了用免赋役的办法招募农民归业等一系列富民重农措施。可见，《管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贞观政略的理论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考证为《管子》作注者是尹知章而不是房玄龄。这一考证观点的真假在此暂且不论，假设这一观点成立，更能说明贞观政略多源于《管子》。因为尹知章生活在“贞观之治”以后的唐高宗至唐玄宗开元初年，这一时期正是贞观政略的继承发展时期，开元盛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正是贞观政略的继承延续！尹知章此时注释《管子》，恰好说明正在延续的贞观政略与《管子》密不可分。再者，尹知章是国子博士，身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学博士，本该以探究、教授儒学为本，这种舍其正统思想而尊就“在野”异论的做法，若非“政治思想”有问题，起码是有点不务正业。可见，“尹注”一说若能成立的话，可从一个侧面明显反映出贞观决策层及其继承者们在至高庙堂中为《管子》留出了一席之地。总之，房玄龄也好，尹知章也罢，正是他二人为《管子》作注，才使这部先秦宝典重显于世，并得到了空前重视。
“贞观之治”与“桓管霸业”的“雷同”现象
一、众望所归弟代兄。齐桓公姜小白取代了他的哥哥公子纠，唐太宗李世民取代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二者都是由于弟弟的德操、能力和智慧超过了哥哥，虽然有“违章操作”和骨肉相残之嫌，却体现了“能者上”的原则，收到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社会效果。
二、对头冤家成真君臣。齐桓公捐弃一箭之仇，任自己的仇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相，并尊为“仲父”。唐太宗重用处处想置己于死地的太子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并授予谏议大夫和中书舍人之要职，二者可谓历史上无独有偶的“绝对”！“玄武门之变”后，魏征率直地说：“太子若早听我的话，决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被魏征的坦率、刚烈、忠贞所动，任用他为谏议大夫，经常召他“入卧内”，请魏征评论自己执政的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已”，知无不言，竭尽全力。上述这两对君臣都是相得益彰的明君贤臣。明君不计私怨，以宽广的胸怀为贤臣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贤臣辅佐明君开创了彪炳千古的业绩！《史记》称“桓公以霸，力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旧唐书·魏征传》说贞观政绩的取得“皆魏征之力也”。再者说，善于用人、善于纳谏正是“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均田分力”与“均田制”。二者不仅名字差不多，而且有一个基本的相同点：即都是以土地国有为前提的。管仲的“均田分力”是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下的生产关系大变革，“贞观之治”的均田制则是封建制土地国有制下的生产关系大变革。须知封建制度是以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在封建制度日臻完善的唐朝实行土地国有前提下的“均田制”，难脱复古嫌疑！而贞观政府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和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经济有力的补充，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均田分力”与“均田制”在内容上也几近“雷同”：桓管的“均田分力”是一夫各授田百亩”，贞观“均田制”也是“成年男子授田100亩”；“均田分力”是“民20授田，60归田”，“均田制”是“80亩口分田死后归还国家，20亩永业田可传给子孙”；与“均田制”相匹配的有“相地而衰征”赋税改革，规定“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大匡）轻税制，以减轻农奴负担；与“均田制”相匹配的有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谷物2担，叫作“租”，缴纳3尺绢或3尺7寸5布，叫作“调”，在服徭役期限内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作“庸”；《管子》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小匡），“彼王者不夺农时，故五谷兴丰”（巨承马）；贞观“租庸调制”中的“庸”就是特意保证农民生产时间的政策。
四、“海岱间一都会”与“长安百万家”。“海岱间一都会”出自司马迁的《史记》，“长安百万家”出自韩愈的诗句，分别形容齐都临淄和唐都长安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荣、最富庶、最文明的城市。尽管长安的繁华程度比临淄高得多，然而二者也有穿越时空隧道的惊人相似之处：桓管时期的临淄城采取“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发展工商业措施；唐都长安也实行了宫殿、衙署、坊（住宅区）、市（商业区）四区分开的建筑模式。“市”内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叫“行”，最繁华时多达200余“行”。桓管时期采取“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的招贤纳才措施，实施“来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财”的开放政策，出现了“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兴旺景象；李世民送文成公主入藏，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派玄奘去天竺取佛经，与日本通使，与波斯、阿拉伯通商，使各族和各国侨民云集长安，贞观时迁入长安的仅突厥族就有1万家，在唐都长安生活的外国人近20万。英国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兼收并蓄而好探索的。”这种开放创新、大胆化夷、兼收并蓄的理念是与《管子》思想核心一脉相承的。
房、尹二人为《管子》作注后，直至700年后的明朝才出现了刘绩的《管子》注本。明清时期，研究《管子》的论著或文章虽然不少，但大多停留在书本和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未能明显地进入中央决策阶层视野，因而不可能得以充分经世致用。到了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历史学家梁启超，在他的《管子评传》中曾给予了管仲“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的高度评价。只可惜戊戌变法胎死腹中，《管子》也就失去了一次极好的登台亮相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