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文学馆”产生的原因 唐初“文学馆”产生的社会功用
彼岸花开 2016-03-17
唐太宗
事实上，“文学馆”在当时的成立，“文学馆”十八学士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而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导致最后“昙花一现”的“文学馆”亦对李世民的一生及其开创的“贞观之治”，乃至整个唐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段初唐历史就因为有这么一个闪光点而显得更加光彩耀目。
众所周知，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艺术不可谓不登峰造极，而正是这非凡的用人艺术为“文学馆”的出现培植了一块极其肥沃的土壤，众多被后人喻为“良相”的文士就在这块土壤上得以成长与发展。可见“文学馆”的出现与唐太宗用人之术的运用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这种必然联系的形成过程中，隋朝用人政策失误给李世民的反面经验与当时战争现实提供的成熟的用人机遇又成为李世民用人之术发展与完善的最主要的催化因素。
“文学馆”产生的原因
首先，隋朝的用人过失之反面经验是李世民用人艺术发展的前车之鉴。隋朝的建立其实是文帝杨坚篡夺北周政权的结果，因而他每日都在思虑巩固皇位的方法，以防他人日后的仿效，因此导致他“天性沉猜，……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3) 直至“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 (4) 唐太宗深悉隋文帝用人之策的过失：过于自卑，最后使得朝廷百官都成了摆设的木偶。但是，文帝的过失和他儿子炀帝杨广的相比较却仍显得相形见绌。史载炀帝“生长深宫，小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5) 在通过一场充满血腥的勾心斗角之后，杨广自认为天下已为其属，再加上先皇给自己留下的一班只知经史，不通国事的怯懦朝臣，于是被抑制了十几年的欲望终被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一方面，杨广持其自私之才俊，“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6) , 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奢侈，好大喜功，终于使得过于自信的恶谏僻文之性格导致了其用人政策的大过失，周围辅国人才的凋敝也最终为他带来了“被缢江都”的下场。由此观之，一生注重历史教训，“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李世民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与隋朝二帝截然相反,使唐初产生了人才济济的局面，正是由于他吸取了隋朝二主用人失策的教训的原因。
其次，从晋阳起兵到武德五年消灭刘、徐叛军，稳定河北的五年之中，李世民的转战中原就成了实践自己用人策略的最佳机遇。当时，李建成被封太子，长驻京城，协助其父李渊处理朝政，李元吉年纪尚幼，没有领兵出征的资力与能力，因此，李世民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兵马统帅，驾师远征，开疆拓土。可是，其时，李唐政权的周围仍有诸多虎视耽耽的势力存在，彼此的实力也仅在尺寸之间，所以，逐鹿称霸的关键是看各股势力的实力，而实力的增强，便是不断积累贤才的表现。于是，外围的紧迫局势加上全军统帅的地位促使李世民实施大规模的招贤，武将之中的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等，谋臣之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招纳进来的，此中谋臣就基本上形成了日后“文学馆”中成员组建的基础，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薛收，虞世南，褚亮，苏世长等人也开始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
“文学馆”的产生除了受以上李世民主观因素作用外，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知识分子集团本身的变化是较主要的一个。
从整体上来看，“文学馆”的产生是知识分子从魏晋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制度”下力图自觉与突破的结果。自从魏晋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取才办法之后，全国门阀习气日益趋盛，特别是知识分子集团，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官吏选拔的附产品，因此所遭门阀之风的侵淫也就颇深，故而当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代，整个上层统治阶层就一直为几大家族所垄断。但是，当隋废“九品中正制”，首开科举之后，往日为门阀制度所抑制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之一震，整日混沌的知识分子们再次拾起昔日“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试图爆发出自己的政治能量，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再加上隋末社会动荡，政权分立，这更为知识分子们识主而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类似于房玄龄的知识分子主动“杖策上谒军门”(7) 择主而侍。知识分子在经过了几百年政治上的，思想上的束缚之后又开始了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新的政治使命。
从个体上来看，“文学馆”的创建又是所属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集团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寻求各自将来在朝廷中不同地位以达到各自不同政治目的的开始。隋朝末，门阀制度已经衰败，然而由于士族统治惯性的强大作用以及统治者对于门阀打击力度初始的弱小，因此，门阀效应仍然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着庞大的势力，而“文学馆”十八学士就是最好的例证。出身江左世族大家的虞世南是隋末宠臣虞世基的胞弟，其祖是南朝梁的始兴王訾议，父是陈朝的太子庶子，“具有重名”。(8) 同出自江左门阀大家的褚亮其祖是梁朝的中书舍人，父是陈朝的秘书监。还有，同为雍州人的于志宁，苏世长，姚思廉，其祖上一为隋朝的内史舍人；一为周朝宕州刺使，建威县侯；一为陈朝的吏部尚书，隋朝的秘书丞。再者，在唐朝的统一与唐太宗“贞观之治”过程中“罄竭心力”(9) 的房玄龄来自山东世族，其祖为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其父为“隋泾阳令，《隋书》有传。”(10) 当时，江南在经济上已有占主导的趋势，关陇在政治上居有统治地位，而山东的世族依然发挥着婚姻联系网的巨大作用。他们各自在这个权力与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时刻大显身手，为以后在权力舞台上能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而捞取足够的资本。由此可见，虽然门阀世荫在隋朝重新的统一以及科举制初步建立的背景下已经日趋没落，然而不同的世家大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通过知识分子加入中央政权机构来实现本集团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企图仍然可以窥其一二。
“文学馆”的社会功用
由上可知，“文学馆”机构的出现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历史现象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它的存在与发展也会对当时社会产生很大的不一般的影响与作用。
其一，“文学馆”中聚集了众多的政治人才，他们为李世民统一天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例如房玄龄，“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11) 杜如晦“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12）一个为李世民招揽人才，一个为李世民运筹指挥，在整个作为李世民“智囊团”的“文学馆”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其他成员也纷纷效仿，尽己才能，替秦王打下了唐朝的万里河山。其二，“文学馆”中又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文史人才，为李世民“以史为鉴”政策的提出与运用提供了人才基础。例如，虞世南“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有规讽，多所补益”，（13） 此外，如苏世长，陆德明，孔颖达，颜相时，李守素等都曾运用自己的所长对李世民提出过讽谏，为李世民适时正确决策的提出与运用都有过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文学馆”产生在当时深刻的历史背景之中，开启后世太宗“贞观之治”的盛世，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可小觑；况且“文学馆”的建立也是太宗李世民提倡“崇武”到“尚文”的一大标志，唐朝社会从此摆脱了高祖时期仍留祸于武将占要职的局面，文治社会的基础得以确立；再者，“文学馆”虽然存世不长，而继承它的“弘文馆”则将学文学儒的风气从上而下波及整个社会，再加上当时唐朝开放地接纳外来的异域文化，唐朝文明随之繁盛；最后，“文学馆”关闭后，其“十八学士”的后人仍长期影响唐朝的政治发展直到天宝年间，其影响不可说不大。由此可见，微小的“文学馆”对整个唐朝发展的作用之大确实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