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如何定义“受贿罪” 唐代采取什么措施“反腐”
彼岸花开 2016-03-15
唐朝
中国古代法律中，其实并没有近现代刑法中明确的受贿犯罪概念。唐代也不例外，并无“受贿”一语，在唐代的法律《唐律疏议》中也并无“受贿罪”的罪名术语。也因为这个原因，唐代规定的受贿行为是比较宽泛，将官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索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均视为受贿，与之有关的罪名都囊括在“六赃”罪系统之中。
唐代对贿赂的定义
提到“赃”罪，就不得不提，从先秦开始，古代对受贿犯罪的称谓，有“墨”、“赃”、“赇”等发展，直至唐代把受贿犯罪规范在“赃罪”之中，古代有关受贿罪的名称才趋于规范化。“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
唐律共有十二篇，分别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惩治赃罪的立法主要散布在《名例律》、《职制律》和《贼盗律》中。
前面提到“赃”是指非法获得的财产。《唐律》首次将非法获得财物的行为进行了总结归纳，将一切具有“赃”的特征的经济犯罪统一为“六赃”，即“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强盗，指用武力手段抢夺财物的行为，如持仗行劫等。
窃盗，指以偷盗行为而获得财物，偷窃自己经管的财物，则称作“监守自盗”。
枉法，即受财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替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
不枉法，即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但没有为行贿人作歪曲法律的处断，
受所监临，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属吏民财物的行为。比如某县令接受所管本县百姓的财务，即为受所监临。
坐赃，指非监临主司或一般人，因事收受他人财物。因无利用职权枉法裁断的行为，故而其惩罚较轻。此罪的设立主要打击的是监临主司之外的官吏，他们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或利用与监临主司职务上的关系，或其他亲友关系，收受贿赂，缘情卖法。
“六赃”之中除“强盗”外，其余“五赃”皆与官吏腐败相关连。
唐律规定的贿赂的内容既包括财产性利益，又包括人力、物力及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所以，《唐律》中的贿赂范围比我国现行《刑法》的范围还要广泛一些。
唐朝反腐措施
有了罪名，还要有处罚措施。唐代对贪腐处以重法，并予以量化，《职制律》规定：官吏受财枉法，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处绞刑；不枉法，1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1尺杖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8匹加一等，至50匹流2000里；行贿者减监临罪五等，索取财物者加一等，以职权强行索取者，准枉法论；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馈送及乞取者，与受所监临财物论罪；借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即使是接受猪羊（非生者）供馈及借奴婢、牛马、碾之类，也以坐赃论处。
唐代的绢布是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一匹布在唐前期稳定时期大约值200文钱上下，论购买力，可以在丰收的年景购买不到两石的粮食。这个购买力也就如今1000元不到，而一尺布则仅仅值100元不到。100元不到的贪腐额度就要面临杖打的处理，唐代法律对贪腐之严厉可见一斑。
从唐朝的一些诏令中，也可窥见当时在立法上对贪腐犯罪不止有刑事处罚，还有其余一系列附带处罚。武则天的《改元光宅诏》正式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吏枉法受财者、监临主守自盗同“十恶”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样，都不在赦免之例。唐肃宗时，为了加强惩贪的效果，《即位敕》中进一步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者，将受到“终身不齿”，“永不叙用”的处罚。
除了处罚，唐律对受贿的赃物严格追回。凡“与者无罪”之赃，“乞索”或“强乞索”之赃，均应还主。“彼此俱罪之赃”没官。正赃已被耗费的，除“死及流配勿征”，“余皆征之”。即只有被判处死刑及实处流刑的才不征还，其他一律要征还。即使赃吏遇大赦及被降罪的，受财枉法罪仍要征还正赃。即“会赦及降者，盗、诈、枉法犹征正赃。”可见，唐代法律规定对受贿赃吏经济制裁极其严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