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实施藏富于民 终使唐朝进入鼎盛时代
新之助 2015-12-16
唐太宗
唐太宗曾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
隋灭亡后库存还够唐朝使用五六十年
“以德治国”是当政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怎么才能真正落实于行动之上，而不是流于粉饰太平呢？唐太宗给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样。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经把治国的核心问题简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阐述：“君何以名？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表现，国家政务千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爱护百姓。怎么做呢？两个字：轻税。
把财富集中于国家，还是“藏富于民”，唐朝有着前车之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间，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户数翻了一番多，从开国时不足400万户，直线上升至900万户；修葺北方万里长城，开凿从江南到洛阳、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运河，绵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对外方面则北平突厥，南绥百越，西逐吐谷浑，东征高句丽。隋朝所做的事情，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隋朝这个大帝国会轰然倒塌、毁于一旦呢？这决不是市井流传的隋炀帝猎色所致。
中国古代的税收基本上是人头税，官方勤于清点户口，实质上是为了增税。反过来，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从官方的户籍上逃匿隐漏。所以，古代户口数从来不准确，户口增减反映的是官方与百姓的税收之争。隋朝在短短时间内实现户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结果，而是朝廷严厉税收政策的产物，户口倍增就意味着税收成倍成倍地增加。为了增税，隋朝还实行小户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户税。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难以老有所依，这同传统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经让臣下清点隋朝留下的仓库，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与战争，竟然库存量还能够让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换句话说，隋朝38年征收的赋税，够得上全国使用将近百年，税率之高，令人咋舌。国家兴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恶，不仅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承担，超过这个限度，与民争利，则虽善犹恶。唐太宗君臣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指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有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时户数仅剩400万户左右。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损失人口近3000万。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乡村挨户搜查，不就都找出来了吗。可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认了这笔糊涂账，真是“难得糊涂”。而且，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规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处罚。这更是不利于税收的增加。说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养鱼。什么“以德治国”、“藏富于民”，国家是要让利的，这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
如果项羽懂得“仁信”怎会灭亡？
国家大幅度让税，除了与民休息，还有别的目的吗？有，那就是通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礼知耻的文明社会，并不鼓励自私自利的物欲横流。
诚信是国家之本，民无信不立，国家更是如此。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国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为刁民。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善待部属，善待百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己分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来人说得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相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统治者无信，往往是因为大权在握，以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无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唐太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感叹道：如果项羽进入秦都咸阳，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实行仁信，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呢？所以，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乃至危机，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慑，以图立竿见影。中国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风暴雨的态势，轰轰烈烈，可风雨过后，却是故态复萌，既失法律的信誉，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唐朝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树立国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时常抓不懈，依法办事，有法必依，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
海纳百川奠基了文化繁荣
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
在文化建设方面，唐太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五胡十六国以来，胡乐大量传入中原，各种外来乐器、曲子、舞蹈风靡于世，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把音乐政治化的理论束缚，出现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朝廷开始要重新制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乐规范，这就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当时的情况而言，吸收外来音乐的精华，例如音阶的确定、转调的采用等等，乃大势所趋。但是，坚持儒家传统的音乐政治化理论的人提出，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百姓各个阶层，在音乐表现上，黄钟调专属于君，如果乐曲中途转调，岂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颠倒、国家失序吗？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传统上去，把魏晋以来音乐艺术的进步统统视为淫邪，予以禁断。争论的双方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当时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出来裁决，他在文化上是一个顽固的君主至上论者，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旧儒之说，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灭亡了，唐太宗时期，制定音乐标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争论依旧，就看唐太宗如何决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