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举
唐代科举中,尚有专为早期教育成功者设置的童子科。这是汉魏时期就有的传统,就是12岁以下、至少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的早慧儿童,可由郡国向中央荐举,经面试合格,授童子郎,就是“少儿后备干部”。
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倡议将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确定为40以上,其实左雄也赞成梯队式的干部培养办法,当时有“汝南谢康、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就是经他本人奏拜为童子郎的。还有,《三国志》卷十五记:司马朗12岁试童子郎,监试官见他“身体壮大”,怀疑他实际年龄早已超标,于是严加盘问。司马朗气愤地说:“我这么大块头是天生的,我虽然稚弱,却没有羡慕高官的风气,折损自己的年龄以求早成,这不是我的志向!”儿童背诵一部儒家经典,并非特别难的事,可是因为一旦通过,就是入仕捷径,因此考场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军的,大有人在,即司马朗所讲的“损年以求早成”。何况那时还没有骨龄检测这种技术手段,监试官什么的则完全可以收买。
唐朝举童子的条件比前代更严,年龄多限制在10岁以下,而且必须由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推荐。
武则天时,裴耀卿8岁,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还有一个王丘,11岁通过童子举及第,别人诵经,惟独他自己要求作文,于是声名大扬。
童子获得做官资格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授官呢,我们仍以裴耀卿、王
丘为例:
裴耀卿8岁及第,“弱冠拜秘书正字”,就是20多岁才授职。王丘则是“弱冠,又应制举”后,才授职奉礼郎的。但相比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的平均水平,举童子的上岗时间应该说大为提前了,于是“望子成官”的家长都想钻营这条捷径,猫腻在所难免。
所以到唐德宗时,礼部侍郎
杨绾上奏请求废除这一“侥幸之路”。往后停复无定,可见其争议之多,大概和今天的“奥数”是否应该举办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