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奖励佛教义学 隋朝长安的学僧组织
新之助 2016-03-22
隋炀帝
中国经过战争动乱不断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至隋文帝杨坚在开皇九年（589）攻灭南朝的陈实现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达278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隋朝奖励佛教义学
在隋统一的社会里，原分隔于长江南北的著名学僧能够相聚一起讨论佛教义理，共同译经、讲经传法，举办各种法事活动。隋文帝、炀帝在长安、洛阳建造大寺，召请各地名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佛教中心。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把国都从长安旧址迁到龙首原，因在北周时曾受封“郡公”，故将新城名为“大兴城”，宫殿称“大兴殿”，门为“大兴门”，园为“大兴园”。又在靖善坊建寺，名为“大兴善寺”，作为安置来自各地高僧进行译经、传法的中心。高僧灵藏（519－586）在北周时以精于《摩诃僧祇律》和《大智度论》著称于世。文帝即位后对他十分敬重，在建大兴善寺、复兴佛法的过程中都征询他的意见。文帝曾对他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可见文帝对佛教具备的社会教化功能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开皇七年（587），文帝降诏请徐州昙迁、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六大德”（意为六位具有崇高德行的僧人）及他们的弟子各十人进京。文帝接见后，将他们都安置在大兴善寺。昙崇，在北周时以禅学闻名于世，隋初住在长安清禅寺。文帝对他十分崇敬，特许他可以出入皇宫，在他面前自称“师儿”，皇后自称“师女”。
隋朝长安的学僧组织
文帝提倡佛教义学，选拔佛教界在戒、定、慧三学方面具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到长安和各地传教，并选任德高望重的学僧主持传授佛法培养僧众的团体——“众”。这些团体即佛教史书上所说的“二十五众”和“五众”。
《续高僧传》卷十九〈法应传〉记载：开皇十二年（按：592年）有敕令搜简三业学长者，海内通化。崇（按：昙崇，法应之师）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应（按：法应）为其长。敕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应并出有司。
引文中“二十五人”，有的佛教学者解释为“二十五众主”，是不符合原意的。昙崇以精于禅学著称，门下跟他学禅的弟子有二百多人。他遵照文帝的敕令，从禅学优秀者中选出二十五人，作为“三业学长者”推荐给朝廷，以承担“海内通化”（到各地授业传法）之任。弟子法应是其中出类拔萃者。然而他没有到外地，而在长安实际寺教授从他学禅的三百弟子。
至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是成立五个学僧团体，各任命一位高僧发挥自己的专长教授佛学。“众”原是“僧伽”（samgha）的意译，即僧团。“五众”，即五个学僧团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五个佛学讲习班；“二十五众”，即二十五个学僧团体。
关于二十五众的设立时间和它们之间的区别，限于现存的资料，已难加以确证。据《续高僧传》卷十五之“论”说：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召诸学徒，普会京辇，其中高第自为等级。故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
据此，所谓二十五众是设置在长安的二十五个学僧组织，参照其他记载，是分别由“众主”主持各“众”。众主学有专长，学僧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众主，投到他主持的“众”中受教。
据载，僧粲在开皇十七年（597）被任命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讲授大乘教理，著有《十种大乘论》；僧琨任“二十五众读经法主”，撰有《论场》三十卷。
关于“五众”，前引《续高僧传·法应传》说“城内别置五众”，时间是开皇十二年（592）。然而《续高僧传》卷十二〈慧迁传〉说“开皇十七年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主，处宝光寺”，时间与僧粲任“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相同。所谓“十地众”，自然以讲授《十地经论》为主。据载，此外尚有“大论众”，讲习《大智度论》，众主有法彦、宝袭；“讲论众”，讲习大小乘论书，众主有智隐；“讲律众”，讲习戒律之学，众主洪遵善讲《四分律》学；“涅槃众”，讲习《大涅槃经》，众主有童真、法总、善胄等人。这五众是“二十五众”之中的，还是在“二十五众”之外另设的“五众”，仅凭现存的资料，是难以断定的。
设立五众、二十五众，任命众主的时间，除上述开皇十二年（592）、十七年（597）之外，还有开皇十六年（596）的记载，如法彦、宝袭任大论众主，童真任涅槃众主，智隐任讲论众主，洪遵任讲律众主，都在这一年。
以上众主都是由隋文帝任命的。文帝以后，史书上不再见有任命众主的记载。实际上，当时盛行佛学的面很宽，前面提到的学科不足以概括当时佛学的内容。有些高僧虽未被任命众主，但影响很大。从现有资料分析，当时最盛行的佛教经典是阐述觉悟解脱内在依据的心性问题的《大涅槃经》和唯识经典《摄大乘论》，此外还有大乘佛教重要理论来源的各类《般若经》、《法华经》以及《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及《大智度论》等。这些经论都是当时佛教界众多学僧热衷研究和讲授的佛典。
隋朝的佛学直接继承南北朝的研究和讲经的传统。在京城身居要位，对佛学界发挥重大影响的高僧很多原是北朝的僧人。隋朝虽已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信行创立的三阶教，然而它们在当时的影响远不如传统的佛学。尽管如此，南北学僧会聚在一起举办讲经、辩论以及各个“众”开展的讲习经论的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佛学理论的发展，是推进以后民族化佛教宗派形成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