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长安
大城市不是在现代才出现的,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有繁华的商业城市了。隋代及唐代前期,重要的商业都市大多在北方的黄河流域。
隋代的长安在炀帝大业五年(609)有三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户,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日都会,西市曰利人”。由于长安为隋代前期全国政治中心,商业十分繁荣,所谓“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未”。而隋代后期的东都洛阳,有二十万二千二百三十户,按人口计为全国第四大城市,但经炀帝的大力营建,并且“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洛阳成为又一全国性商业城市。洛阳有三个市:丰都市、大同市与通远市。位于洛阳东南部的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洛阳西南部的大同市,“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洛阳东北部的通远市,由于面临通济渠,实际上是南北大运河的水运枢纽,“天下舟船,集于桥东,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长安和洛阳的交通与商业的繁荣,超过其他都市,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城市。
除长安洛阳外,隋代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商业城市。如广州是南方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达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二户,“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南朝旧都丹阳,则是长江下游的商业城市,有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五户,“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江上游的成都,有十万五千五百八十六户,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