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宋徽宗还是王安石？
彼岸花开 2016-05-23
宋徽宗
宋徽宗
酿成这个让汉人数百年都引以为耻的历史事件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宋徽宗。当时宋朝经历了仁宗的盛世之后，英宗即位仅四年便去世。接着，神宗继位，虽然王安石变法未能成功，但是宋朝仍在仁宗遗下的盛世中度过了一个尚算安稳的时期。神宗死后，哲宗即位，此时关外各国强大，西夏、辽国、吐蕃都对宋朝虎视眈眈，不过赖着宋朝的几代戍边将领的努力，也总算保住边境的安定。
哲宗之后，便是徽宗继位，徽宗是神宗的第十一子，是哲宗的弟弟，因为哲宗无后，才传位徽宗。徽宗文采倒是不差，他精通书法，创下的“绣金体”成为中国书法界的一个重要的字体，一直流传至今。另外，徽宗以风流才子自居，虽然后宫佳丽三千，但是也满足不了他的风流之气，于是常常流连在京城的烟花柳巷中，访寻民间美女。结果他被当时名动惊城的名妓李师师所吸引，二人的爱情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也同时使徽宗对朝政之事更加冷淡，直接导致后来北宋的衰亡。
徽宗在文化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完全不及格，他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子。徽宗对政事亳无兴趣，所以大权便落在了太师蔡京与宦官童贯之手。蔡京、童贯朋比有奸，联群结党，营私舞弊，排除异己，致朝政腐败，官吏不为百姓，只为自己一人独肥，使得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群起。结果形成了当时的“四大寇”，虽然经过朝廷的努力，把“四大寇”剿平，同时蔡京、童贯之流也得到应有的下场，但是已经让宋室千疮百孔，人才流失。那时岳飞的师父周侗本来也有报国之志和满腹学问，奈何时势不与，朝政腐败，周侗最终愤而不入官场，使宋朝丧失了一个大好的人才。
但是，徽宗没有吸取教训，依旧故我，终日不理朝政，流连于花街柳巷之中，结果朝中奸臣层出不穷，继蔡京、童贯一党后，又有张邦昌、王铎、张俊一党的出现，牢牢地把持朝政，欺上瞒下。宋朝空有忠心耿耿、一代将才宗泽，也无法保住这个破败的赵宋王朝。
就在宋朝日渐衰微之际，在北方出现一个强大的民族，那就是女真族。女真族本是辽国管辖下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1114年，当时女真的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部揭竿而起，开始反辽，因为辽国对女真的剥削严重，终于逼反了这个一直受其管辖的民族。由于是反奴役与压迫的民族战争，所以女真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宋朝的支持，完颜阿骨打于次年称帝，建立金国。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女真铁骑所向披靡，一举消灭了北方第一大国的辽国，成为北方的新霸主，并且为后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阿骨打的儿子们都是带兵打仗的能手，而且女真人对汉人文化十分重视，他们以汉化的思想和制度来治国，使金国大治，兵强马壮，于是他们有了夺取天下的野心，便向昔日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宋朝发起了进攻。
当金人屡屡攻打边关，宋朝日渐危急的时候，徽宗竟然在这个时候退位，把帝位传给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但是宋钦宗在位仅两年，金兵便大举渡过黄河，攻入了汴京城。张邦昌等一党，在危亡时刻，出卖了国家民族，向金兵献降，还有刘豫、曹荣之辈献出黄河，也是直接导致北宋灭亡的罪人。
金兵攻破汴京之后，把徽、钦二帝和一众朝中大臣掳走，送往黄龙府囚禁，更把黄河以北的领地牢牢地占据住，而只有徽宗的第九子赵构泥马渡江，逃到江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廷，从此大宋王朝便只能偏安一隅，成为一个仅有半壁江山的破碎王朝。而汴京被破，徽、钦二帝被掳的事件便是让汉人铭记的“靖康之耻”。
从秦代起，到汉朝、南北朝、隋朝、唐朝，哪一个朝代会给外族打得如此狼狈而走，宋朝虽然拥有无数忠臣良将，却因为皇帝的无能，和错误的国家政策，而使汉人统治的朝代蒙受如此大的耻辱，实在值得后世之人的反思。说“靖康之耻”始于徽宗，确实不错，但是深究之下，其实种下这祸根的早在于宋太祖时期，宋太祖的“文人治国”理念完全是失败和错误的政策，正因为文人治国，才出现了一代接一代的奸臣，让赵宋王朝成为历史上一个受尽人唾骂和让人感到羞耻的时代！
王安石
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宋朝的官不是这样的当的，中国的官不是这样当的，儒家的官不是这样当的。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所以中国人一向认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了现代中国人太多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经常一概而论。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岂不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活?要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并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会把改革弄成坏事。比如庆历新政就是一场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后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很坏很折腾的“改革”，虽然他的理论意义重大，但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在庆历新政中都扮演过激进的改革者角色，但这些人到了熙宁年间却是熙宁变法的最坚决反对者，不是因为他们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影响，反对王安石这种急躁冒进的活动。
然而一帮退休老干部要和当朝宰相抗衡毕竟有些难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官至宰相，与名臣司马光、苏轼等成为旧党的领袖，但他们都没能阻止新党得势。很显然，韩琦、范纯仁这些人既非抱残守缺的愚者，也绝非争夺私利，他们反对熙宁变法确实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有些人认为熙宁变法增强了北宋的国力，所以才能在对辽、夏的战略形势中占据优势。这种说法也很牵强，北宋国力的增强恰恰是来自真宗、仁宗朝“旧党”前辈们多年积蓄的国力，王安石只是找到很多途径把积蓄取出来花掉而已。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庙，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明朝人也经常总结宋朝败亡的经验，绝大多数把王安石定为罪魁祸首。后世对熙宁变法有许多精彩的评论，我个人认为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当属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宋论》。叶相认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善政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小人，而在于避免小人当权，不给小人争权夺利的空间。然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党，后期转而支持旧党，之后的高太皇太后支持旧党，宋哲宗又转而支持新党，之后向太后又支持旧党，宋徽宗亲政后重新确定新党统治。当然，《宋论》中不是用的“新党”和“旧党”，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这一对词汇。
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虽然宋朝的党争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当然，叶相的这篇《宋论》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明朝末年出现的类似情况，宋朝的新旧党争至少还是从施政理念出发的路线之争，两党中至少有一边是由君子组成，而明朝“党争”则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两边都很难说是君子(尽管其中一方非常理直气壮的认定自己是君子)，使明朝本来更加完善的行政体制几乎作废，更快的走向了覆灭的深渊。
所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很难从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溃必然来自于内耗。我党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反对内部斗争的意思，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总结了诸多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现在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和谐社会的至关重要，不知道这是维系国家和民族气运的根本保障。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时就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而北宋后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呢?首先，它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动摇;其次，它虽然不懈怠，却是在不懈怠的折腾。这样一场大折腾能和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灭辽派认为辽帝国可灭的观点建立在一个重大假设上，那就是幽云地区的汉族人民时刻呼唤着宋军来“解放”他们，会积极配合宋朝的军事行动和统治。然而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未成立，辽帝国治下的汉族民众从宋太宗时代就并未体现出对宋朝有特别的亲近感，而是配合辽军抵抗宋军的侵略。童贯灭辽时辽国汉族臣民更是奋力抵抗宋军入侵，宋朝短暂收取幽云十六州后设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并不顺利。辽国人对兄国的背盟入侵深恶痛绝，时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实施报复，很多辽国旧臣投在金帝国旗下并极力揣唆金国侵宋。辽帝国末任宰相汉人左企弓就以俘虏的身份向金太祖极力建议：“劝君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余睹、耶律马五、郭药师、萧庆、萧仲恭等辽国旧臣也都对金帝国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灭辽的主力确实是宋帝国而不是女真人，否则这些人完全应该投靠宋帝国找女真人报仇才对。他们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宋帝国背弃兄弟之盟确实可恶，一方面是当时的人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正常人固有的忠君思想。奚、汉、渤海人虽然不是辽帝国的主体民族，但辽帝国并不是一个实施民族压迫的殖民帝国，而是一个公民权利基本公正的文明国度，各族人民完全可以团结在这个稳定的大帝国旗下，忠于辽帝。宋帝国企图通过民族关系来策反别国的人民，这种做法即使在现代看来也并不正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前文已经说过，在宋代，宋帝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贸易都是极度不对等的经济掠夺，即使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辽帝国也不例外。幽云的汉人虽然对南方的工商业并不占优，但是对北方的草原却又有绝对优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参与瓜分宋人对契丹人的经济掠夺，这可能也是他们安于保持在辽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原因。
在现在看来，靖康之难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但它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我们对此不能有丝毫的隐讳，而是花大篇幅分析了其中的问题。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