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王安石变法的始末

       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最终以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背景
　　三冗危机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内忧外患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
　　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始末
　　深感他一方面忧国忧民，勇于任事，敢于创新，有强烈的改革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的确，他具有推进改革的高超领导智慧，是一位智商、情商、财商俱高的改革家。他推进改革的领导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对于当代全面深化改革颇有启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以择术为始”，从改革创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创新学理、政理、事理做起，打破思想桎梏，选择和确立体用合一、经世务实的新经术为改革变法的指导思想。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2月，48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自此正式参与政事，成为变法改革的主持人。据《长编拾补》记载，王安石与宋神宗论治国之道，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当以尧舜为法。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行先王之道。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对神宗明确地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空洞无用的经术，而是与世务贯通的体用合一的实学，是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的新经术。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变法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改革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他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以择术为始”的思想理论准备。面对重重压力，王安石一靠谋略，二靠勇气，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战，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经术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奠定变法的理论基础，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证。
　　其次，改革方案深思熟虑，全面配套，从改革科举、培养人才入手，着力于理财治军、富国强兵，先易后难，步步深入。
　　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财政收支不平抵，国库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洗不清的屈辱，同时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宋代的这种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造成入不敷出。军队数量庞大，但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王安石认为，要解决兵多而弱、财富而贫这两大严重问题，必须变法革新。
　　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治国方略和改革措施，于公元1059年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进献朝廷。他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而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锢，人才缺乏；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员廉耻日毁，贪污盛行；再加上风俗大坏，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道。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开源与开放的理财之道，择将治军的强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专以经术取士的科举改革、实施青苗法的经济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用现在的话来说，既深思熟虑地进行顶层设计，又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推进改革。
　　再次，选择“变风俗，立法度”为改革突破口，确立“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运用法治的力量推进改革。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欲达此目标，变法改革如何起步，从何处入手呢？王安石明确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风俗不变则新法不能久行，所以变风俗作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经世之术取代空泛陈腐的儒术，排除变法革新的思想障碍。但是变风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说新学，只有把新思想新经术转变为制度法令，才能改变社会风气。王安石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变风俗则法度不立，不立法度则风俗不变，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长处，又继承了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采用了“常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所谓“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就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和标准来制定法令制度，绝不是按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而设立。只有以中人为制，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贯彻执行法令制度，只有易知，才会易行有效。王安石这些决策思想至今仍然适用。
　　最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握抑制兼并的合理尺度，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减少改革风险。
　　王安石从公元1059年进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表达改革方案，到公元1069年开始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长达10年之久。在宋英宗期间，皇帝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屡召不出，他乐天知命，不慕富贵。他深知，时机未到，妄求进取难有作为。公元1067年4月，20岁的宋神宗赵顼登基，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人品才学，是一位心思变革的有为之君。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认为改革变法的时机成熟，就此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
　　王安石出于推行经济改革，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坚决反对垄断，极力主张抑制兼并，但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却非常冷静，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户的田产分给贫民，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增加改革的风险。
　　公元1074年4月，在改革变法取得明显成效之时，宋神宗认为是他“自奋英断”之日，一手导演出罢相的闹剧，逼王安石下台。王安石毫无野心，不争功，不争锋，主动请辞。吕惠卿接替王安石任参政知事之后，野心暴露，屡起大狱，打击改革派。神宗又于公元1075年2月召王安石复职，此时再兴改革，已举步维艰，不足二年他便离任了。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表现出一种出入自在、行藏自如的境界和风骨。
　　王安石变法革新，从指导思想到目标方针，从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骤，都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