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官场有多奢靡 宋朝对公款吃喝的治理
新之助 2016-03-14
宋朝官员
官场向来就是一个龙蛇混杂之地，不是一般等闲之辈能够随意进出的。官场同时也是一个容易滋生不良风气的温床，这就需要政府下大力气去对其整治、管理、监督，尽对大限度维护好官员的整体形象。
宋朝官场的奢靡风
“腰缠万贯”是形容一个人富有，按照宋代的物价，你有一万贯存款算得上中产阶级，能在京城活得很舒服，但无法奢侈享受。官员与普通百姓一样也要吃喝拉撒，他们的主要消费表现在请客吃饭、饮酒狎妓、买卖人口、馈赠礼物等方面。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饶州通判白稹向一位新来的同事借了500文钱，用于招待客人吃饭。一顿饭吃500文不少了，宋代官方规定770文为一贯，几乎一贯的消费，可见吃得很丰盛。那位新来的同事就是年轻的丁谓。神宗时苏轼记载，官员张怀民与张昌言两人下棋，输了的请吃饭，也花了500文。可见官员士大夫之间小聚一次通常需要一贯钱左右，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大米。要说奢侈得说徽宗时蔡京请同事们吃饭，单单一道蟹黄馒头为“钱一千三百余缗”，这顿饭下来至少上万贯。“腰缠万贯”的主儿一顿会被吃个赤身裸体。
吃饭属于常态消费，类似零花钱，买卖人口则是笔很大的支出。宋代倒卖人口、包二奶、找小三、嫖妓等合理合法。宋徽宗都戴着青衣小帽趁着月黑风高杀人夜出宫嫖妓，何况士大夫乎！
《邵氏闻见录》记载王安石在京任知制诰时，妻子吴氏给他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见到小妾就问，你谁啊？小妾说，是被夫人买来伺候大人您的。换了别人肯定就范了，王安石对美色、金钱、权力这方面的欲望很淡，真正的淡泊名利。王安石又问，你谁家女子？小妾叙说了原委，她丈夫原是某将军，因为押运大米，船翻米沉，这个损失要由押运武官来抵偿。将军倾家荡产赔偿还不够，没奈何只好把媳妇卖掉。王安石又问，夫人花了多少钱买的你？小妾答曰九十万。王安石找到了她丈夫退货，令夫妻俩破镜重圆。九十万即是九百贯。
宋代中期，买一名女婢的价钱大概在百贯左右。《青琐诗话》载韩琦镇守真定，有读书士人彭知方前来求职，韩琦未予理睬。彭知方跳进他们家大院在墙根下睡了一夜，次日家仆上报，韩琦还是不见，出口成诗：“殷勤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乱出墙。”彭知方羞愧不已，当即和诗：“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韩琦眼前一亮，这小伙子文采有两下子。说过不见人家了，碍于面子，韩琦花了一百贯钱买了个女婢赠之。
吃饭也好，倒卖人口也好，属于正常开支，宋代官员的主要消费在娱乐方面。通常是出手一掷千金那种，令人目瞪口呆。宋代的狎妓并非今天普遍意义上的嫖娼。宋代妓女如名妓、歌妓、营妓、伶人、打野合（土娼）等等，类似交际花兼歌舞演艺兼性工作者。宋代文化异常发达，妓女的普遍素质也是历代最高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达到了“要模样绝对百看不厌、要文采绝对出口成章、要技术绝对颠倒乾坤”的境界。
宋朝对公款吃喝的治理
公款吃喝风的危害，轻则浪费公帑，重则腐化整个官场风气，所以历代王朝都想刹住官员挥霍无度的公款吃喝习气。
就制度建设来说，宋朝对公款吃喝的管理是历代中较为完善、合理的。首先，宋朝的财政会拨给地方官一笔“公使钱”，即用于公务接待的特别费，换言之，宋朝承认公务接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公款招待必须按照法定的规格、标准。这方面宋朝订立了非常周密的规章制度，凡官员出差公干、下基层考察，均由政府发给“券食”，凭券供给饮食，“依条计日支给人吏券食”(《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券食”的费用到年终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统一结算，上报户部审计，如果发现“有过数取予及违戾者，并重置典宪”，即超标、违规的公费接待，以重典处置。
不过，有完备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则是另一回事。应该说，在宋朝的政治清明时期，官员如果大搞公款吃喝，一旦被台谏官发觉，立即就会受到弹劾，罪轻者降职丢官，罪重者领受刑责，如知静江府的张孝祥曾因为“专事游宴”，被台谏弹劾而罢官，知嘉州的陆游也因“燕饮颓放”而受到撤职处分。发生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的进奏院聚宴案，也导致著名的大才子苏舜钦被削职为民。
宋朝的进奏院有点类似现在的“驻京办”，负责将朝廷的文书印成报纸，转发给地方政府。苏舜钦当时正好经宰相范仲淹提拔，以“集贤校理官”的身份“提举进奏院”，即主持进奏院的工作。另一位宰相杜衍也很赏识苏舜钦的才干，干脆将女儿嫁给他。大家都相信小苏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宋朝京师有一个惯例，“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食，至其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每到春秋两季的赛神节，京城各单位都会将积下来的多余物资卖掉，换成酒食钱，大伙痛快吃喝一场。大概朝廷对这个惯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不能太过火，不要吃相太难看。
庆历四年的秋季赛神会，苏舜钦便依照惯例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然后召集了一帮同僚与文友，到酒楼吃喝玩乐。因为预计卖报纸所得的公款不足消费，大家又凑份子补足，苏舜钦自己掏了十贯钱助席，其他“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换成现在的话，即A A制。酒酣之际，还叫了几名优伶、官妓陪饮助兴。不能不说，苏舜钦这次宴会，是搞得挺排场的，难免要授人与柄。
也活该苏舜钦倒霉。恰好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此人后来成为王安石变法的爪牙，人品很坏)，知道进奏院大办宴席，也想参加。但苏舜钦很瞧不起这个人，不但拒绝了，还将他讽刺了一番。李定衔恨在心，便托人探听苏舜钦聚饮的详情，再添油加醋描述出来，到处散布，“遂腾谤于都下”。消息很快就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里———王拱辰在历史上的名气并不大，不过他的孙女大家一定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这里我们更应该注意王拱辰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有监察、纠绳百官的权力；又是前宰相吕夷简的同情者，庆历四年朝廷正在推行由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而吕夷简则是新政的反对者，朝中隐然分成两个派系，明着暗着角力。现在新政阵营中的苏舜钦闹出“预妓乐宴会”的丑闻，正好给反对派王拱辰抓到了把柄。王拱辰便联合其他御史，以苏舜钦滥用公款、召妓宴乐为由，对苏舜钦等人提出弹劾案，指控苏舜钦已经构成“监主自盗”罪。
按宋朝的法律，官员如果在公务性接待之外“预妓乐宴会”，要处以“杖八十”的刑责；“监主自盗”更是重罪，最高刑罚可以是死刑。不过宋朝很少以极刑对待士大夫，最后苏舜钦被“削籍为民”，一个大有前途的政治新秀从此结束了政治生命；参与进奏院聚饮的其他人，也“皆斥逐”。
对这个严厉的处罚结果，苏舜钦自然是愤愤不平的，他在致欧阳修的书信上说，春秋两季赛神会，京师各单位都有聚饮，显然属于公宴；就算以“私贷官物”论罪，也不过是杖九十。削我官籍，很不公平。欧阳修也为苏舜钦鸣不平：“嗟我子美(苏舜钦字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不过我们平心而论，苏舜钦也谈不上受冤枉，至少其公款吃喝、召妓作乐的责任是推脱不了的。
当然，如果在官官相护的政治生态中，苏舜钦这点事完全不至于丢官，甚至连被调查的风险也不会有，要知道苏舜钦并非没有后台，而是后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宋人说，“本朝谏臣之盛，古未有也。”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谏官之前，身为宰相的范仲淹与杜衍也不敢庇护苏舜钦。
另一个创造了政治制衡的机制，是表现为“异论相搅”的派系竞争。庆历四年的“进奏院狱”具有不必讳言的党争背景，据《东轩笔录》记载，王拱辰在扳倒苏舜钦等人之后，曾向前宰相吕夷简表功：“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知道宋朝的党争导致了很多恶果，不过也应承认，那是党争恶化的衍生品，良性的党争则可以创造一种政治压力，让执政团队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苏舜钦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于受到弹劾。进而言之，若非有“异论相搅”的政治竞争，大概也没有人敢打当朝宰相女婿这只“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有一套使制度启动起来的机制。宋朝并未能根治公款挥霍之风，因为一套制度运行起来，免不了要打一个折扣。不过比之明清笔记所记录的触目惊心的官场吃喝风气(可参见《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等)，宋朝的政治生态毕竟要健康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