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说书业有多繁荣：《三国演义》《水浒传》由此而起
新之助 2015-12-08
说书
说书是民间娱乐世俗文化的产物，它是一门口头表演艺术。它成为一项民间娱乐文化表演事业，产生于宋朝的仁宗盛世。
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记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可见在仁宗盛世之时，城市民间先诞生说书这门表演娱乐艺术，之后才产生皮影戏。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小说起于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明人天都外臣《水浒传》序中也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宋代繁荣的说书业产生的背景是宋朝太平日久，承平近百年，人民安康幸福。在这些条件下各种民间娱乐表演艺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逐渐繁盛。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道：“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即快。”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记载道“霍四究，说三分”。说三分就是讲三国故事，当时北宋首都开封城说书艺人霍四究就是以说三国故事闻名的。三国故事这个说书节目，不仅产生时间最早，还很可能是最受宋代人民欢迎喜爱的说书节目。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评价皮影戏话本时，指出：“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宋代说书表演的历史故事节目，并不是完全依据史实，而是大胆演艺，任意戏说，完全图动听，以吸引观众。南宋张仲文《白獭髓》记载：“绍兴间，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谈今古，谓戚彦、樊屠、尹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佣书。有无名人赋诗曰：‘戚快樊屠尹彦时，三人共坐说兵机，欲问此书出何典，昔时曾看王与之。’”原注曰：“‘与之’，乃说书史人。”可见宋代著名说书人，影响巨大。当时许多市井之人把，说书家的演艺戏说创作出来的节目故事，都当成了真实的历史。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说书家们所成立的会社，名叫“雄辩社”。有载于史的宋代著名说书家众多。这些著名的说书人还有广大的女性，如史蕙英、陆妙慧、陈郎妇、妙静、雍燕、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氏、枣儿等等，这些只是有载于书的，没记载的不知道要有多少。以上足见宋朝说书业的兴盛与繁荣。
南宋诗人家铉翁《赠谈故人高鹏举》诗曰：“东邻歌呼闹如市，西邻笙箫正鼎沸。高生择术颇可人，夜阑挑灯说书史。说出忠臣报国心，四座闻者为堕泪。闻君年少曾读书，壮大无成乃与优伶俱。左手执籥右秉翟，念到简兮应嗟吁。他年了却官中呼，仍作书生挟册归里闾。” 家铉翁在诗中歌颂赞美了叫高鹏举的宋代说书人。从中可见宋代说书人有不少读书人。他们的技艺高超，说到动情处可以让听众为之落泪。宋代说书艺人多是读书人，具有极高的文化水平。《梦粱录》所记的说书艺人中就有“戴书生、周进士”。《梦粱录》还记载说书艺人之中还有原本是给皇帝讲史之人。“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南宋罗烨在《醉翁谈录》中指出：“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可见宋代一些著名的说书人不仅熟读历代史书，还要广读杂书故事，甚至还要精通名家诗词文章。宋代说书者是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的。今天即使是著名的评书家，论文化造诣与艺术修养，真的是很难比得过千年前说书业的老祖宗的。罗烨还在《醉翁谈录》中总结宋代说书人所具备的四项伎艺：“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砌”就是插科打诨，滑稽诙谐的言语动作。使砌就是随时穿插运用幽默语言与滑稽的演艺动作。吴自牧《梦粱录》记曰：“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耐得翁《都城纪胜》亦言：“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宋代名说书家都是有文化的幽默大师。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这样形容“说书人”，“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咽万余言，讲论今古。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罗烨还在《小说引子》的两首诗中形象的说出了说书人的特色与本领，“破尽诗书泣鬼神，发扬义士显忠臣。试开戛玉敲金口，说与东西南北人。”“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
罗烨在《醉翁谈录》中写道：“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啣冤，铁心肠也须下泪。”可见宋代说书讲历史故事的节目众多，这些历史小说，即使到今天也看得眼熟。罗烨还在《醉翁谈录》中记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石头孙立》等宋代说书艺人的说话篇目。名著《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皆源自宋人的话本。明朝大文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所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薄》，乃元大梁钟继先作，宋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旧必有本”说明：“《三国》、《水浒》中这些精彩戏说的故事皆早有渊源，而这个渊源就是宋代繁荣的说书业。
罗烨在《醉翁谈录》中写道：“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讲历史故事，只是宋代繁荣说书业其中的一种。吴自牧与灌圃耐得翁分别在《梦粱录》的“小说讲经史”及《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中指出宋代说书业分为四种类型，为“小说、谈经、说参请、讲史书”。吴自牧写道：“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灌圃耐得翁写道：“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其中小说与讲史书都涉及讲历史故事，小说更偏重演艺戏说，讲史书则更尊重史实。这些说书类型，各自拥有大批观众。小说当是最受人民喜爱。
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宋代乡村中亦有不少说书人座场卖艺，亦可见宋代有不少盲人从事说书这个行业。明人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也说道：“前代（宋元）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这些流动于乡村的说书人的水平，虽恐怕难以与城市中固定书场中表演的著名说书人相比拟，但一样动听诱人。给大批普通百姓带来娱乐。
宋代有载于史的著名说书人非常之多，远超后来的元明清三代。可证宋代说书技艺的高超，及说书业的繁荣昌盛。明学者黄宗羲在《柳敬亭传》中写道：“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宋以后的说书业，比起宋代来说是明显衰落的。民间娱乐源自于安逸而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