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百姓生活收入、基本生活情况如何？
山南慕北 2015-10-29
宋代百姓
北宋时，沧州有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在城镇卖水果的利润收入是每天数十文。庆元初，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日均收入200文以下。南宋时，“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吴中即平江府有专门靠卖活黄鳝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过的仍是贫穷的生活。这是南宋时期城市的情况，每天收入最多不过300文，因为城市消费水平较高，所以与前者一样，都只能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史实表明，在城市开店铺者，不一定就不是穷人。我们还见到以下两例，可以进一步证明：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得了“恶疾”，“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一位“贫甚”的病妇，开了家旅店以自给。淳熙年间，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与愁叹”。这家小茶馆收入很少，养活不了一家人。
李昭玘曾指出：“贩妇贩夫，陆拾枣栗，水捉螺蠯，足皲指秃，暴露风雨，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他的论断可以概括以上论述：一般而言，下层百姓每天辛勤劳动的收入，仅够一天的生活费用。淳熙年间，临海县令彭仲刚在谕俗文中也指出：“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一般也是每天收入100文。
那么，一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是多少呢？
吃饭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消费。宋人与现代人不同，每天仅早晚两餐，官员士人概不例外。如政和六年(1116年)，曾贵为宰相的张商英在荆南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庆元年间的饶州寓士许某，“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饶节、喻良能等人均曾提到：“百年七万二千饭”，都是按一日两餐计算的，说明是普遍的饮食习惯。
再具体到一天的粮食消费量，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
有一天1升的。宋太宗时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富贵以后的范仲淹，在老家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的穷人，日常标准是：“人日食米一升，岁衣丝一匹。”南宋后期的婺州人王柏说道：“某虽无用于世，七十六年，吃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谓古今之幸民。”平均每天1升左右。宋末方回说，东南地区的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如王禹偶所言，这都是“至俭”的穷人标准，未必能吃饱。
有一天1升多的。绍熙年间，朱熹在潭州岳麓书院时，“议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学生的标准是每天米1升4合。南宋末方回指出：“近世东南……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一顿吃5合，一天两顿即1升，加上中午的点心，就是l升多了。
有一天2升的。春天调发挖河的民夫即“春夫”，历来“不给口食，古之制也”。宋太祖“恻其劳苦，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一天2升是民夫的口粮。大中祥符年间，范仲淹在南京求学时，生活清苦：“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十数茎，醋汁半盂，人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是每天食小米2升的实例。北宋后期，李復有诗云：“人负六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这是随军运粮民夫的定量。两宋之际，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民李甲，40岁了还未娶妻，食宿于弟妇家。日常靠伐木烧炭出卖为生，“得钱则日籴二升米以自给，有余则贮留，以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尝妄费。”这是自我定量。两宋之际的庄绰说：“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是为大肚汉的饭量。南宋后期的严州人方逢辰有诗云：“清溪眇如斗大邑，万山壁立土硗瘠。……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醝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这户有雇工两人的人家，应属于小康水平，每人平均日食2升。吕颐浩也感叹道：“良田万顷，日食二升”。淳熙三年(1176年)，有日本商船被大风吹到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日食2升是朝廷抚恤外国难民的标准。南宋中期的赵汝愚说：“吾曹盛壮时，日食二升米饭，几不满欲。”青壮年男子，2升米还嫌吃不饱。法令规定：“流囚居作者，决讫日给每人米二升。”囚粮标准也是每天2升。
有一天2．5升的。绍兴初，在福建镇压范汝为造反的官兵，每人“日费米二升五合，钱一百。”绍兴末，官方计划从利州路向大散关边防“运五万人三月粮，人日食二升半，计运米十一万三千五百斛”。也是前线战士的口粮标准。宋孝宗时袁说友指出：“且今士卒日给，虽等杀不同，大率不过二升半米，与百金而已，此固从昔定数。”
士兵的口粮平均也是2．5升。士兵、体力劳动者或者壮汉，一般日食2升半。
有一天3升的。宋仁宗时，知苏州范仲淹言：“如丰穰之岁，春役万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罢，用米九千石耳。”供应民夫的口粮是每天3升。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为前往五台山参拜的日本僧人成寻等8人提供路途盘缠，规定得非常具体：每天“每人各来(米)三胜(升)，面壹斤叁两贰分，油壹两玖钱捌分，盐壹两贰分，醋叁合，炭壹斤壹拾贰两，柴漆斤。”是为朝廷招待外国僧人的标准。元丰七年(1084年)前，“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值勤的保甲每天口粮3升，外加10文莱钱。这些显然是足够吃饱的标准。
对于低消费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综合男女老幼，平均标准应以1．5升为宜。但仅有粮食是不行的，还必须煮成饭，还需要柴、菜、调料等生活必需品。宋末的两浙人方逢辰，在首诗中有笔账目：“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醛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照此计算，9口之家的日常消费，总共为2至3斗粮食，权且约以2．5斗计，那么除了1．8斗的口粮外，其余7升粮食的价钱为“茗醛酰酱菜与薪”，即副食与燃料的价钱，人均0．77升即7合7勺。也就是口粮的38．8％。由于粮价因地而异、因时不同，要综合考察基本生活费用，必须和钱一起综合衡量，或以钱为综合衡量单位。
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封因大雪苦寒，不少贫穷市民被冻死，朝廷下诏救济：“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开封时指出：“饥穷之人，日得十钱之资，升合之米，则不死矣。”熙宁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购买食品费用，元祐二年的10文，则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费用。也即在当时的开封，维持生命的最低费用是每天20文。宣和二年(1120年)，诏书要求安置贫民的居养院中，官方为居养人每天供应粳米或粟米1升和“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还有钱10文省，冬季十一月至正月每月外加柴炭钱5文省，小孩减半。南方地区差别不大。宋徽宗时，杨时载两浙杭州的居养院，官方对居养人的供应标准是：“人给米二升，钱二十。”每人每天给米2升，钱20文。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规定，对那些无人供饭的囚犯，由官方拨钱供应：“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在临安府者每天支钱20文，外地者每天15文。临安府物价高，20文可以保证其饿不死，而在外地，15文就够了。绍兴三十二年，洪适言：“沿边已招纳降胡，若使之饥寒失所，则必怨望。如萧鹧巴一家余二十口，券钱最多，日不过千六百金，尚不给用，则其余可知。”招待投降的金国大将一家，官方每天的拨款是1贯600文，若以22人计，则人均72文，对于大将家庭来说，确实不够用。宋孝宗时，陈造与人讨论淮南救灾问题时，建议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一夫日与米五升，钱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钱五十，其余劣可饱二三口，彼何患不乐从。一家二人从役，则六七口免涂殍矣。某亲见熟乡之募人焊田，食之而日与百钱，民奔趋之。”一位青壮男子，每天的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50文。南宋中后期，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费用提高。如宋宁宗时，湖州按朝廷指令每天造甲二副，“所用工匠，并是追逮，则非应募。其人在甲局，每日等差支钱，日二百，下至一百五十文，固不敢减克。然只能养其一身，而不能养其一家”。每天工资150文至200文，只可以供个人食用而不能养家。宋宁宗时朝廷赈灾：“朝旨人日给米二升，钱二十。”人均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20文。建康府于宝祐四年(1256年)所创建的安乐庐，是安置旅行中的军民客商的官办医疗救助机构，除了医药费外，“每病人一名，曰支白米一升，柴炭钱三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