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有何联系和区别
非我族类 2017-02-24
炎帝（左）和黄帝（右）
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的联系
第一，从某种角度上讲，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是同源异流。它们都传承于伏羲文化。曾任兰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调研员的裴元璋在《中华新论、第二卷》上撰文称：“伏羲生在古成纪的雷泽（即今甘肃甘谷县境）并在此长大。成为部落首领后，他到今天水、西和、秦安、通渭、静宁等地，并沿渭水东行到中原一带，传授渔猎、用火、纪事的方法，开创畜牧业，演化八卦祭祀天地神灵”“伏羲最后病殁于中原，葬在今河南淮阳城郊的蔡河之滨。”众所周知，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然而，“伏羲氏在前，炎帝和黄帝在后”，这也是历代公认的结论。故，我们可以说，黄帝文化中包含了估羲文化的因素。
再说炎帝文化与估羲文化的关系。据裴元璋说：“伏羲的部族，除一部分顺渭水东下直至中原之外，另一部分翻越秦岭，到了巴蜀、去贵一带”。另据《周易》载：“疱牺氏没，神农氏作。”所谓庖牺氏，即伏羲氏，亦称估戏、牺皇、羲皇。“传说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从上述的文献资料及注释来看，炎帝神农是代伏羲而立的，换言之，炎帝是伏羲的正宗的直接传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雕龙碑遗址出土的弓箭、长矛、掷球等数以百计的捕猎工具和大量的陶、石质网坠以及猪、狗骨残骸来看，这些实物无不证明，炎帝文化与估羲文化，在某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从文化的主要内涵来看，它们又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先说炎帝文化对黄帝文化的影响与渗透。《资治通鉴外纪》载：炎帝神农“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场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这说明，炎帝文化向黄帝文化“输出”和渗透，从地域范围上讲，是完全可能的。《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一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资治通鉴外纪》曰：神农氏“又尝百草酸碱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另如前述，炎帝神家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些文献资料，足以说明炎帝文化已经输出并渗透于包括黄帝氏族在内的天下诸多氏族的文化之中。又据《史记·黄帝纪》所载：轩辕（即黄帝）曾“治五气，树五种，抚万民。”“五气”即“五行之气”；“五种”即五谷也郑玄注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这即是说，黄帝为战胜炎帝，曾顺应四时五方的气象，种植黍、稷、菽、麦、稻等农作物，扶慰千毛万万的民众。这其中的“稻作”文化，就是源自于炎帝文化。
再说黄帝文化对炎帝文化的渗透：据《辞海》所载：传说“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都创始于黄帝时期。”另据卢嘉锡主编的《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农学卷》所载：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认为黄帝的元妃嫘祖是种桑养蚕的创始人。关于“养蚕”的上述两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差异，但它们都可说明“蚕丝”文化归属于黄帝文化。黄帝的“蚕丝”文化，对炎帝文化是有影响的。从十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的遗物来看，陶质纺织工具的出土量多达六百余件，约占工具总数的50%以上。这说明当时炎帝氏族的纺织业十分发达。想必这其中也定有蚕丝的纺织。
另外，相传，炎帝“都于陈（即今河南淮阳一带），作五琴之弦”“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道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这些弦乐器的制成，无疑需要以单律而奏。这“音律”的大部分，可能就是直接吸收于黄帝文化的精华。
至于医药文化，《史记·补三皇本纪》称：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而《辞海》却说，是黄帝时期，始创了医学。那么，到底谁是“医学”的发明者呢？我是这样认为的：说炎帝“尝百草，始有医药”，这里的“医药”，指的是“草药”及“草药学”；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黄帝之名命名的《黄帝内径》，既包括了“草药学”，也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医”知识成份。因为《内经》本身分为《灵枢》（又称《针经》）、《素问》两部分。它不仅对疾病的病机、病理、诊断、治则、治疗有系统阐述，而且涉及人体解剖、生理等方面。对此，我想，当时两种医药文化是互有影响、互有吸收的，即，黄帝氏族吸收了炎帝医药文化中的草药学，而炎帝氏族也吸收了黄帝医学文化中生理、解剖、《针经》等有关成份。然而，由于黄帝打败了炎帝，而取得“君临天下”的正统地位，因此，《内经》（现在一般认为，此书始作于春秋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就只能以黄帝之名命名，而不能以炎帝之名名之。这在宗法社会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还有，据《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所载：在枣阳雕龙碑遗址，二期的“文化遗存中，曾发现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特征……有庙底沟类型的陶豆和部分彩陶纹饰图案等。”这些异地、异族文物及其因素的来源，正好说明黄帝文化对炎帝氏族文化的交往，影响和渗透。
第三，从历史地位来看，炎帝和黄帝同属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大力发展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耕作技术，对提高当时的生产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许多发明创造，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创建，起到了奠基性的影响。黄帝也作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他所进行的统一和“修治德政”的工作，对建立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是功不可没的。
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区别
第一，从其文化内涵的主要特征，即经济特征来看，它们是有区别的。黄帝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旱作农业文化。安作璋、王克奇曾撰文称：在古代中国的大地上，基本上可分为三个经济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大文化系列，即“土”文化、“水”文化和草原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黄帝文化又可称作“土”文化。它以旱作农业为主，拌以渔亚和畜牧业。杰和陶是这种“黄土”文化的典型代表。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说黄帝文化是一种“土”文化，也不为过：《史记·黄帝纪》称：轩辕氏“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索隐》案：“有土德之瑞，土勾通黄，故称黄帝”。而炎帝文化则是以稻作文化（或称“水”文化）和旱作农业文化（或称“土”文化）同时并举、并伴以渔猎、畜牧、纺织、建筑、商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多元性文化。
第二，从文化的人文政治特征来看，黄帝文化崇宗法、重礼制；而炎帝文化，尊个性，尚修养。按《史记·黄帝纪》载：部分诸侯不来朝享，他认为不合宗法，于是就兴兵征讨，直至使之臣服；“蚩尤不用帝命”，他就向四方诸侯征集军队，和蚩尤在涿鹿的郊野进行战斗，直至擒获并杀死蚩尤；他推举风后（“三公”之首）、力牧（相当于丞相）、常先、大鸿来治理民众；他创作表现人们死生的仪制礼则，考究国家安危存亡的道理。诸如此类，皆是黄帝崇宗法，重礼制的表现。而炎帝倡行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倔的作法是通过发展生产，以使“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资治通鉴外纪》）“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神农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出处同上）这些文南资料，似可说明：在政治特征上，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是有区别的。
第三，从文化的倚重性来看，其区别在于：黄帝文化倚重于军事；炎帝文化倚重于实业。黄帝文化中的军事部分涉及到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布阵、设营、战略防御、后勤管理双及军事管制等诸多方面。按司马迁的说法，黄帝在位居天子之前，为对付炎帝，就开始教以六种猛兽为图腾的氏族（一说以六种猛兽之名而命名的部队）习武；身居天子之位后，其“住地总是环绕军队，建立营房以自卫”；“官职都用云瑞来命名，设立用云瑞命名的军队（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置立左右大监，监察万国”）。
说炎帝文化倚重于实业，其根据是：炎帝一生热衷于救死扶伤、发展实业。为了发展医药、卫生、保健事业，他尝百草，察水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资治通鉴外纪》）；他致力于商业的发展，“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史记·补三皇本纪》）；他积极地推行行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教民耕作。《逸周书》称：“神农之时，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钥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为助，百果藏实。”《白虎通·号》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不仅如此，他还教民“因地制宜地将杰和稻两种作物种植在干旱的丘陵岗地上和底洼水田里，因此粮食获得旱，涝保收的创举”。（《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雕龙碑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史书所载内容基本相符，木质耒耜农具不可能保存至今，但石质耜的发现，就说明了这种工具的存在。稻、黍两种水、旱作物兼种，反映了当时对土地燥湿、肥硗不同性质实施因地制宜的科学耕作方法”。此外，经考古发现，证明在炎帝时期，建筑业得到很快、很好的发展。“雕龙碑遗址大型多间式，安装有推拉门的房屋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史前考古重大新发现，是建筑史中不可多得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其建造技艺水平高出了同时代的其它文化以及较晚的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中的房屋”，成为“绝世奇观”。
第四，从文化的风格来看，黄帝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雄壮磊落，刚劲恢宏的格调，而炎帝文化则是一种朴实、恬淡，欢快、酒脱的风格。黄帝文化的外化性很强，特别是她的祭祀文化和军事文化，较为铺张：由于万国和同，“所以对鬼神山川封禅祭祀的事情，自古以来的帝王中推许黄帝时候的规模最大”。《史记》云：他“获宝鼎神策，于是推策迎日”，这就是说，黄帝获得宝鼎后，就昭告天下：“运用神著草来推算历数就可以预知未来的节气日辰。”他设置、训练军队常常双猛兽和云瑞之名来命名。这些都说明黄帝文化具有强烈的张扬性。相比之下，炎帝文化，显现出朴实、恬淡之风格。从被考古学家认定为炎帝都吧的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的彩绘器物来看，它“造型洗炼，纹彩朴质”“花纹以几何图案为主，也有表现动植物花纹的。描绘运动形象的花纹有鱼形，描绘植物形象的花卉有的似梅、桂花。”与此同时，炎帝氏族还是一个欢快、乐观的氏族。其文化的表现除史书记载“为帝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之外，还在雕龙碑遗址中“发现有陶钟、陶铃和陶埙（口哨）”。这充分表现出炎帝氏族内在的、闲适恬淡、欢娱、酒脱的文化生活心态。
（文章来自华夏经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