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如何解决汤武革命的悖论
非我族类 2017-07-10
汤武革命
汤武革命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几千年来，后人对这场革命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儒家对这场革命的暧昧态度一直是后世讨论的焦点。朱熹在《读余隐之尊孟辩》就对其进行阐发，通过细读朱熹的观点，我们发现，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那么，朱熹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下面围绕《读余隐之尊孟辩》所涉及的人物、观点以及朱熹对《孟子》的注释、解说，对这一问题加以展开讨论。
一、天命移转
宋代之“疑孟”，诸家角度不同，然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却又有一致性，如“君臣之义”、伐燕，这些都与汤武革命这一话题有关，其中对于孟子劝诸侯代周一天下的质疑直接与“天命移转”有关。
李觏疑孟之态度较为激烈，他质疑孟子的道统地位，认为“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他对孟子的首要质疑就在于孟子劝诸侯代周一天下。《常语》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茍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牟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他又直接谈到汤武革命的问题：“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行仁义，以取桀纣尔。……彼顺天应人，犹臲卼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在李觏看来，孟子是残忍之人，是五霸之罪人；五霸尚能尊奉周天子，而孟子却劝诸侯为天子而代替周室，这就是不知君臣之大义而使仁义成为篡夺之工具。对于汤武革命之行为，李觏认为，汤武是不幸遇到桀、纣这样的暴君而为臣不得，他们心中尚有遗憾；而孟子之时周显王还在，孟子是安心而为此，不能与汤武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孟子解释商周行仁义而得天下，仿佛商周之先代有取天下之预谋，好像是要假仁义而篡夺天下，这些都是对仁义的背离及对君臣之义的违背。李觏强调君臣之义，认为商周之先祖均谨守君臣之义，并试图用“不幸”去化解汤武之行为对君臣之义的背离。其实可以看到，李觏这一分析或多或少地隐含着“时”的观念，只是并未突出这一点。
余隐之和朱熹均不赞同李觏的观点。朱熹在回应李觏对孟子道统地位的质疑时说：“尧、舜与贤，而禹与子，汤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杀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说诸侯以行王道，皆未尝同也，又何害其相传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亦不过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
朱熹这里的论述强调“历代圣人的使命”。在他看来，孟子与先圣一样，都是在行仁义，这些行为“异行而同情”。朱熹其实将汤放桀、武王杀受（即纣）、孟子说诸侯与尧、舜、文王、孔子的行为同样看作是对道的把握。而孟子之行为，最终指向使天下之人都实现其本心所同然，即实现天赋之性及有秩序之生活。
在谈到孟子劝诸侯一天下时，朱熹重点提出了“时措之宜”的观点：“李氏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为不知时措之宜，隐之之辩已得之，但少发明时措之意。又所云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语亦未尽善。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
这里余隐之之说为何“未尽善”，稍后再作讨论。在朱熹看来，在孟子所处的历史时代（即“势”），能够行仁义，就会使天下归之（即“理”），朱熹是立足于理、势两方面去看孟子的行为。这里，朱熹并未详细说明孟子之时的“时势”与“时措之宜”，《尊孟辩》则对此有着进一步的阐发：“齐桓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为也。孟子言以齐王犹反手，自谓当年事势，且言已志，非为管仲发也。
此论区分了齐桓、管仲之时与孟子之时，并直接把革命与“天命”联系起来，强调孟子的议论是针对当时的事势而言的。
朱熹又进一步分析：“愚谓周以失道，寖微寖灭，孔子作《春秋》虽云尊周，然贬天子以达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亦屡书矣。至于显王之时，天下不知有周室，盖人心离而天命改久矣，是时有王者作，亦不待灭周而后天下定于一也。
在朱熹看来，是否应该革命，不在于“君”之衰微与否，而在于民，在于人心。孔子之尊周，在根本上是尊“王道”，而不是尊“王位”，当有“位”之君失道而导致王朝衰微、民心离散之时，应看民心之可否而采取一定的行为。革命合法与否与天命转移与否有关，而天命则直接与民、民心有关。朱熹认为，在周显王时，周室失道已久，民心早已不归周，如果这时还一味地强调尊周，那就是陷民于水火，让人民蒙受战乱、分裂所带来的灾难，这是圣人之心所不能容忍的。圣人依据民心来判断天命，这一观点直接来自于传统儒家所讲的“天民合一”。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直接回应了以李觏为代表的对孟子的质疑，其基本观点仍强调“革命”与“天命”的关系。《孟子集注》“寡人之于国”章曰：程子……又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
朱熹所引程子之言，依旧是为了区分孔子之时与孟子之时，认为在不同的时势下有具体的“道”，强调“王”应是“德”与“位”的统一，王道直接指向“民”，所谓“天下之义主”，强调的是天下之人各得其宜。如果有人在战国之时能够做到这一点，拯救生民，那就可以“王”。其在论述“回复三代”时已涉及了“德与天命”的问题，体现了“民”作为德与天命之间的枢纽的思想。
在天命转化这一问题上，儒家基本上坚持“天民合一”的理论。早在《尚书》那里就有了“天民合一”的观念，而《尚书》是《孟子》的重要思想来源，不过，《孟子》更强调“人民主权”。对于这一问题，朱熹也是如此，在注释《孟子》相关章节时发挥了其中的“人民主权”、“天民合一”等观念。需要注意的是，朱熹在为孟子辩护时特别强调“时措之宜”、“时势”、“理势”，强调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来看待“天命”与“革命”问题。《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语颇能说明问题：先生却问至云：“天命之改与未改，如何见得？”曰：“莫是周末时礼乐征伐皆不出于天子，生民涂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权以救之否？”……曰：“大势已去了。三晋请命于周，亦不是知尊周，谩假其虚声耳，大抵人心已不复有爱戴之实。自入春秋以来，二百四十年间，那时犹自可整顿。不知周之子孙，何故都无一人能明目张胆出来整顿？到孟子时，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说‘天命之改’，莫是大势已去？”曰：“然。”
在这里，朱熹直接问学生如何判断天命是否更改，对于学生的回答，朱熹不甚满意。朱熹侧重从“大势已去”、“人心”来解释这一问题。这里的“势”具体指时间上的绵延导致形势不可改变，而人心之失也是顺着“大势已去”来讲的。春秋时，周德虽失，但依旧有整顿的可能，而直至孟子时，周室还无人整顿，所以才导致人心离散。与大势已去相对应，则要“审时度势”，进而“以理导势”，孟子劝诸侯一天下，在朱熹那里可以概括为“以理导势”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是要救民。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朱熹为孟子辩护，讲“革命”视域下的“天命移转”问题时，时势和民更为突出，尤其是在一定历史境遇下，民的状态是是否可以去转移天命的关键，“德”似乎隐藏在民与时之后。而在其“回复三代”的论述中，“德”或“明德”则更为突出。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其实在这一现象背后，交织着秩序的破坏与重建、政治秩序与政治理想的实现等多重问题。
二、君臣之义
天命之移转，直接意味着原有的君臣关系被打破，而支持汤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允许打破过去的君臣关系。李觏不能接受孟子的“革命论”，在根本上是由于李觏对“君臣之义”的强调，司马光不能接受孟子，这一点也是其重要原因。司马光曰：“
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周公之于成王？……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必也使后世有贵戚之臣谏其君而不听，遂废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义也”，其可乎？
司马光特别重视君臣之义，但他对君臣之义更侧重于从“位”来讲。其实，李觏亦如此。这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是，孟子的言论是否会导致臣子以“天命”、“民心”为借口，表面上“革命”、“清君侧”，而实际上“骄其君”、“篡权”。昏君常有，位、齿易定，而德难言。滥行革命，必将破坏既定的政治秩序而造成一定的混乱，反而陷民于水火，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行王道固然重要，但对确定的君臣之位的维护，对于一定的政治共同体来说也不得不然，否则就真如陈傅良所言，“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了。《孟子》对这些逻辑困境也有所关注，区分了臣的不同类型，并从“一夫”的角度去化解暴君的合法性。但在《孟子》的文本“性格”中，“以德抗位”、“革命”的一面还是很强烈，尤其是相比于孔子而言，这就难免引起诸多质疑。
陈傅良 南宋人，字君举，号止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为学主"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与陈亮称"二陈"。余隐之、朱熹侧重从“义”、“宜”的角度为孟子“解困”，但同样也看到了“革命”背后的“危险”。余隐之曰讲：“道之在天下，有正有变，尧、舜之让，汤、武之伐，皆变也。……苟以安天下为大，则必曰从变可，唯此最难处，非通儒莫能知也。……孔子称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许之者，疑于大义犹有所阙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绝何！
余隐之这里所讲的道有“常”、“变”可以对应于朱熹所讲的“常理”与“非常理”，在他看来，“禅让”与“革命”都是“变”，即非常之时，而圣人遇见这样的情形，是圣人的不幸（朱熹也强调圣人的“不幸”）。圣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得不作出选择，但也只有圣人才能作出恰当的选择。他从历史上的实例出发，指出只是模仿圣人之迹而无圣人之德所导致的政治混乱，特别强调天下的安危，强调贵戚之臣的义务，在这一点上他对殷商的“三仁”有所不满。朱熹同意余隐之的解释构架（“常”与“变”），尤其是余隐之对“圣人之德”的强调，也是朱熹解释这一问题的重点。但在“三仁”问题上，朱熹不太同意余隐之的观点，而这一点也就显得十分微妙。朱熹曰：“隐之云三仁于大义有阙，此恐未然。盖三仁之事不期于同，自靖以献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论之。况圣人之言仁义，未尝备举，言仁则义在其中矣。今徒见其目之以仁而不及义，遂以为三子犹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数句未安。
其实在朱熹看来，三仁之心未必与孟子不同，按照三仁之心完全可以行孟子所言。但是，即便他们没有按照孟子所说去做，也不能说他们辜负了宗庙社稷，说他们的行为“于大义有阙”。朱熹在这里还是要肯定“三仁”的“义”。可以说，余隐之对贵戚之臣的作用的强调在孟子那里是有根据的，而历史上的事实也可以支撑余隐之的说法。而朱熹于此之外，更突出了“三仁”之“义”，即对君臣之义的坚守。即便是暴如商纣，臣子坚守君臣之间的位所规定的义务，依旧是“义”，这是臣子对宗庙社稷、先王的责任所在，而不仅仅是对于某一个君主而言。在对待“三仁”的问题上，朱熹突出了“忠君”。
同时可以看到，朱熹处理这一问题的理论构架是“常”与“变”，而在这二者之间，实际上他更看重“常”。在他看来，君臣之义是三纲的重要内容，是支配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恒久的常道之一，“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臣关系背后的“常道”、“常理”都是需要人们坚守和维护的，圣人遇见不得不革命的时节，对于圣人来说是其“不幸”，因此，圣人是不愿意轻易打破原有的君臣关系的，只是天命已至改易时节，圣人不得不“顺天应人”。
在《孟子·梁惠王下》“汤放桀，武王伐纣”章，孟子直接应对汤武革命曰君臣之义的挑战，《孟子集注》曰：……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所以深警齐王，垂戒后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弒之罪也。
孟子更强调用“独夫”去解构暴君的合法性，朱熹虽然保留了孟子的这一思辨向度，但更强调在下者要“有德”，在上者要像桀纣。君不为桀纣，臣无德而滥行“革命”，那就是“篡弑”。《四书或问》未解释这一章，而《朱子语类》在谈到与此章类似的问题时，也更多地强调“汤武之德”、“汤武之心”，强调其行为背后的“不得已”与“不幸”：汤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分明有优劣不同，却要都回护教一般，少间便说不行。且如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胜殷杀纣，分明是不及文王。……盖天下有万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权一时之变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处，即是变也。
在朱熹看来，汤武革命的合法性不容置疑，但对于汤武来说却是不得已。朱熹强调汤武革命所采取的征伐行为背后的救民之心，并把他们的行为与用“权”联系起来，这与他用“常”、“变”的结构去分析圣人的行为是一致的。汤武革命是圣人用权，是在一定时势下的不得不然，而也只有圣人才能把握其中的“宜”，进而回归常道。联系到朱熹“经权”观中对“权”的诸多限制，可以发现，他对“革命”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朱熹用时势及民的状态去阐释革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用“德”去限制革命，维护既定的君臣关系，甚至承认在应当革命的时节仍固守原有的君臣之义的合理性。
三、尽善与尽美
在朱熹看来，圣贤也是有优劣之分的，汤、武由于其遭遇不幸而征伐，故劣于尧、舜。《论语》“尽善”、“尽美”之论，《中庸》“性之”、“反之”之分，均可看作是朱熹此说的根据所在。与汤、武之不幸构成对照的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周武王革命之时，又有劝谏周武王的伯夷、叔齐。这些人物的不同行为与对这些人物的不同评价交织在汤武革命这一问题之中，其复杂性可见一斑。《论语集注》曰：……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
这里，朱熹引程子之言，将汤武之征伐所导致的“未尽善”归之于“所遇之时”，汤武革命背后的“不幸”与“不得已”再度呼之欲出。
《朱子语类》曰：问：“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当之，不知如何？”曰：“只看舜是生知之圣，其德盛，人自归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头，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纣固无道，然亦是武王事势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分明言事势不容住，我不诛彼，则彼将图我矣。后人多曲为之说以讳之。要之，自是避不得。
学生向朱熹询问，面对这样的不幸遭遇，优于武王的舜会如何面对。朱熹强调舜的德性，但紧接着话锋一转，认为“事到头，也住不得”，即到了当征伐的时节，事态之发展则是无法力阻的，舜与周文王都有面对这种不幸的可能，只是最后面对的是周武王罢了。可见，在朱熹心中，面对这种不得已之势，想要做到“尽善尽美”，是何其难。我们很难说朱熹在面对忠孝与革命的两难问题时，心中没有“焦虑”。
《朱子语类》又曰：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德，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问泰伯事。曰：“这事便是难。若论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则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便当有革命之事。毕竟人之大伦，圣人且要守得这个。看圣人反复叹咏泰伯及文王事，而于武又曰‘未尽善’，皆是微意。
在这里，朱熹对于问题两边的人物之行为都有所承认，而在面对圣人所遇时又再次强调“常”，即回归平常、常理去寻求实践之准则，让学者在自身的格物穷理的实践中去体会圣贤之心。孔子称泰伯为至德，而在朱熹看来，这或许就在于在变动中对于“常经”的合理把握。
圣人之不幸，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不断演绎，然如何在这种不幸的境遇下进行实践，并达到尽善尽美，这或许是一个极不易回答的问题。
四、改朝换代
“汤武革命”意味着“改朝换代”，但是否一切后世历史上之改朝换代行为在朱熹那里都能称得上是“革命”呢？朱熹是否容忍臣子打着“革命”的旗号破坏“纲常”而为篡弑之行为粉饰呢？
我们看到，朱熹已经把汤武的行为看成是不幸，认为对原有君臣关系之打破是一种不得已。他在论述汤武革命这一问题时，其实一方面为孟子进行辩护，而另一方面也为革命设置了重重条件，尤其是用“在上者”与“在下者”的双重状态来看“革命”之合法性。我们也当看到，朱熹在一定程度上也剥离了“天命移转”与“革命”，并不是任何天命之移转都可以置于“革命”的框架之下去处理。在某种意义上，他区分了“受命”与“革命”。这种剥离，首先体现在舜与周文王之“受命”不是革命，而在朱熹处理三代之后的历史问题时则表现得更为清晰。如果我们分析《通鉴纲目》及《朱子语类》中朱熹对于三代以后王朝的论述，就会发现，从没有一个王朝之受命被称为“革命”，不那么糟糕的王朝似乎只有汉、唐。
《朱子语类》曰：
汉髙祖取天下却正当，为他直截恁地做去，无许多委曲；唐初隋大乱，如此髙祖、太宗因群盗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诛独夫为。他心中打不过，又立恭帝，假援回，委曲如此，亦何必尔？所以不及汉之创业也。……扬谓：“密不足道。汉唐之兴，皆是为利。须是有汤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汉高祖见始皇出，谓：‘丈夫当如此耳！’项羽谓：‘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汉唐之君皆有利心，他们不似汤武，严格来讲并不能称得上是革命，但汉高祖、唐高祖皆可称得上是“受命”之君，对此的判断就在于他们当天下大乱时能够一天下，重新恢复政治秩序。汉优于唐，唐还难免于“篡”的称号，更不用说晋、隋等王朝。但这些王朝在朱熹那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定位，即正统王朝。对于其中的意味，本文在讨论“正统”时会进一步分析。这也可以回应上文所述，朱熹在谈到天命移转时更强调民与时。革命是在政治秩序被打破后所采取的非常举动，需要有大德之人去完成，配得上革命称号的是大德之人，能完成革命之君往往有把历史带向黄金时代的可能；而“受命”则在于“时势”和民心，具体来讲，也就是重建政治秩序。在一定时势下，无三代之德之君也可以暗合天理，获得天命，拥有正统，但这只是在政治秩序建构的角度上对其的承认。朱熹虽未明确说出此意，但似乎把“革命”划归给了三代之圣王，对于三代以后的问题，则更多地用“正统”的构架来处理。
在朱熹那里，“复古”代表着政治理想问题，而实现政治理想的基础是现实的政治秩序，需要在良好的现实政治秩序的基础上去实现三代之理想。暴君在根本上不是破坏了理想，而是破坏了儒家所提倡的基本的政治秩序，那么，恢复暴君所破坏的秩序，理当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从政治大局而言，朱子绝不能容忍一个没有秩序的历史世界，也就更不能容忍乱世。
朱熹为孟子的辩解以及相关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将革命永恒地划归给了三代。对于三代之后的历史世界，则采取其他构架去处理。
这里的关键是，三代之后如何在坚持忠孝原则的基础上去面对暴君或不好的君主，如何在一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上去回复三代。其实，在朱熹那里，在暴君与革命之间，重要的是“格君心之非”，而这也是朱熹政治哲学中所特别强调的。可以说，“格君心之非”是朱熹思想中化解“革命”与“忠孝”矛盾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其对孟子思想逻辑在历史上的一种展开———孟子强调贵戚之臣对于君主的作用，而朱熹更重视儒臣对于君主的作用。在朱熹的生命和思想历程中，面对君之行为，其所采取的措施都是试图以正心诚意之说去“格君心之非”。
面对南宋孝、光、宁交替之政治乱局，朱熹所强调的依旧是“格君心”。朱熹在写给赵汝愚的信中说：“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劝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
在这场政治风云中，贵戚之臣虽然实现了君位的更迭，但问题并未随之化解。朱熹政治理想视域中的最终诉求依旧是“格君心”，希望以此可化解困局。但格君心能否化解相关政治问题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仍是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深刻思考的。
由上述可以看到，在对汤武革命的论述中，朱熹表现出一定的复杂心理：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特别是孟子以降的传统，强调天命随人心而移转；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秩序对于实现政治理想的作用，担心有人借口革命而改朝换代。在面对这一矛盾时，他选择了“格君心之非”作为解决方案，而这不能不说是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一种无奈乃至聊胜无的选择。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6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