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武革命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汤武革命其实是“诛一夫纣”,这种观点的提出者就是
孟子,由此,可知孟子对汤武革命是持肯定态度的。虽然孟子早有定论,但古代帝王仍然对此难下定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孔子的继承人孟子已不大关心人际关系,而是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于政治,将“仁”与“政”结合起来,即仁政。所以《孟子》一书中好多内容是论政的,如民生问题,他主张要让老百姓生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使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同上),如果“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同上),则是暴政。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也是后来开明的统治者所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语,见《贞观政要》卷一)的思想来源。如果统治者不实行仁政怎么办?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似乎也给出了一个答案。
也就是说,如果君主不行仁政,下面的人可以起来革命,推翻他的统治。
孟子的上面一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夏、商之时,夏桀、商纣暴虐无道,
商汤、周武起而革其命,取而代之,即所谓汤武革命。可是商汤、周武毕竟原是夏、商的臣属,汤武革命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孟子即说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一段话。又说商汤的征伐符合民意,“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同上)。孟子肯定汤武革命,即肯定“造反有理”。后来的统治者如果实行仁政,那么他是君主;如果后来又不行仁政了呢?当然还是照此办理。这样就形成了历史循环:仁政——暴政——造反——仁政,正与孟子所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相一致。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被孟子不幸而言中,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不就是这样循环不已的吗?
任何统治者都追求绝对的权力,而权力是不讲道德的。孟子想不出当然也不可能想出限制权力的办法,但他的肯定革命的思想仍不失为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既然如此,孟子关于汤武革命的一番言论似乎并未使后世的学者心服。《史记·儒林列传》载有辕固生,景帝时为博士,与黄生于景帝前争论汤、武革命事,黄生说:“汤、武非受天命,乃弑君。”辕固生说:“不然。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顺从民心而诛桀、纣,不是受天命是什么?”黄生说:“冠虽破也要戴在头上,履虽新也要穿在脚下,为什么?这是上下的名分啊。桀、纣虽失道,仍是君;汤、武虽圣明,也是臣。主上有失,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失诛之而代立,不是弑君是什么?”辕固生说:“如你所说,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也是不对了?”景帝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论学问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昧。”于是罢论。以后学者没有敢说汤武革命的是与非。
这样的问题对于皇帝来说的确难下结论。说汤武革命是正义的吧,今后自家的天下如果失去民心,也会被人以此为理由推翻;说汤武革命不是正义的吧,当初高皇帝刘邦不就是以此为借口推翻秦朝统治的吗?这真是肯定也不是,否定也不是。汉景帝于是乎来了个不置可否,而且以后不许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算是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论。
大凡统治者在台下时,要推翻一个政权,自然承认汤武革命;可是一旦成为统治者,地位改变了,原来所用的理论就不好再用了。难怪孟子的理论始终有人非议。
苏轼作《武王论》说:“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苏轼的民主思想的确不如孟轲。但是话又说回来,革命毕竟是不得已的举动,正是“革命”的理论造成中国古代社会一朝一朝的循环,今天的人们应该考虑如何去限制统治者绝对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