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在哪里：商纣丧失为王资格 周国诞生新王
非我族类 2017-07-10
武王伐纣
一、什么是“王”？
对于有关“王”的含义，可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象国王、皇帝，他在中华文化中是有其规范、固定的意思。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里面所讲的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天下所归往”之义，即指的是人心向背问题，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民意问题，指凡是得到了天下人的民心才能够称为王。比如在商朝之前时代，尧之所以拥有天下，是因为尧克明俊德——亲睦九族——昭明百姓，最后“协和万邦”；舜帝之有天下，也是以天下人心归往为标志：“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子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禹和夏启之有天下亦然。到商汤时的王天下，虽然动用了武力，也是天下民心所向：商汤“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之所以商汤以武力伐桀大得民心，是因为夏桀灭德作威，戮虐百姓，以至人们恨桀达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地步。
王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参通天地人，即指作为王本身所具有的品德、能力必须能够参天两地，用《中庸》的话说就是其至诚通神，能尽人之性以至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体现在王者的身上，如尧帝“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禹闻善言，则拜。”“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汤执中，立贤无方。”“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这都是讲夏商及之前参通天地人三才的王者的人格特征。
二、商朝进入纣的统治，纣已自动失去“王”的资格
历史到了商朝，商国的圣王及圣贤为了保持其治理天下的长治久安，制定了一系列祖宗法度。比如《汤诰》中汤王说：“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在这里商汤与诸侯立下规定：各诸侯谨守常法，不要追求安乐；诸侯有善行，王要予以奖赏；王者有罪过，不能自我宽恕；诸侯有过失，王者先要从自身找原因。《仲虺之诰》说：“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在这里则是师保对王的训词，要求王要做到：不能沉湎声色，不能追逐财物；要奖罚分明，要待人宽厚；要改过不吝，要彰信于民；要信用贤德之人，表彰忠贞之士；要日日进德修身，不能刚愎自用，时时把住中正之道，处处要用礼法来治理天下。等等。
而商朝的帝位传到武乙时就脱离了祖宗法度，不施德政，行为邪僻无常。史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殷商本是非常重视天帝信仰的朝代，而到了武乙手上，居然如此放僻邪侈，行为乖张，简直莫名其妙，为朝廷百官和国人唾弃。果然帝武乙恶报来了，在其游猎于黄河和渭水之间时，天上打暴雷，将其击毙。“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商政权传到纣王手上后，更是与祖宗的法度背道而驰，真正进入暴虐的统治时代。商纣王自恃“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随心所欲，肆无忌惮。
生活荒淫无度。“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为了满足其无穷的欲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残酷滥用刑法。“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迫害宗室大臣。西伯昌、九侯、鄂侯作为三公之尊，稍不顺其意就残忍对待。“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微子启是商纣的庶兄，比干、箕子纣受的叔叔，纣受对他们是剖心、是放逐、是囚禁。“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
大肆任用佞臣和邪恶之徒。“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这样一来，商纣的朝廷成了邪恶的会聚之所，成为罪恶的策源中心。
中国在商朝及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天道信仰，商朝还重视着鬼神信仰。商汤在其率军讨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其后又曾发布诰命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在《尚书?商书》其他篇章中如《仲虺之诰》、《伊训》、《太甲》等几乎每个篇章中都说到关于天道和鬼神的信仰。而商朝至武乙就抛弃了信仰，僇辱射杀天神，这也就以自己的世俗权威取代了对于天道和鬼神的信仰。到了纣在位时，这种狂妄达到了无以复加地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郊社不修，宗庙不享。”贤臣祖乙以天命劝谏商纣，商纣妄言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以其荒淫无度的放诞行为当作是天命，等于是将其世俗的权力、肉欲的追求当作其所谓的天命信仰，进而与其祖宗规定的天道信仰和鬼神信仰背道而驰，所以自然而然地商纣也就完全抛弃了各种祭祀活动，包括对祖宗的祭祀活动。这种观念和行为也加剧其追逐个人物质性的欲望。我们也看到，商纣纵然是到了临死的时候，还不忘把宝玉都盖在身上，自焚而死，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显然，在商纣的观念里，只有物质和物欲，而没有其他，更没有任何人，应该也是导致其无限追求物欲和统治残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就是王，商纣与此观念彻底相反，完全成了一个唯欲唯得是图的民贼独夫，此种人何以能称王，何以能为臣之君上？事实也是如此，天下各诸侯纷纷与商纣远离而去，商纣的亲戚大臣为保性命也不得不纷纷逃离，商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西方的周国在诞生新王
远在西方的周国即西歧早已经不断地强大起来，周的始祖是后稷，与舜禹是同时代人，教民播种百榖，功业差堪与大禹相比，帝舜时封为诸侯。传位传到商朝时代的季历时，季历遵循他父亲古公亶父遗留下的治国之道，忠实地施行仁义之德，四方诸侯都来顺从他的德教，隐然有天下共主的气象。《毛诗正义》说：“（周）始祖后稷，由神气而生，有播种之功于民。公刘至于大王、王季，历及千载，越异代，而别世载其功业，为天下所归。”由于王季在诸侯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商帝乙封季历为西伯侯。《诗经》所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就是讲述大王、王季之事，“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德受此赐。”并认为《尚书》中说到时文王称之为西伯，应该是继承了父亲的功业。
西伯侯王季传位给儿子姬昌后，姬昌成为新王，是为周文王。古公亶父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季历生下儿子姬昌，古公认为此子有圣瑞，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知道古公想传位于季历，这样就可以让季历顺利传位给姬昌，于是兄弟两人逃亡到南方荆蛮一带，文身断发，以让国于季历。这就是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称赞泰伯“三以天下让”的故事。季历逝世后，姬昌正式继位，人称为西伯，后称之为文王。文王继位后，果然不负历代先君所望,“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此时已是到了商纣统治时期，西伯侯在商的朝廷中也已经是三公之尊了。由于西伯侯在诸侯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天下人心越来越向着周国，崇侯虎于是在殷纣面前煽动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于是商纣借西伯不满其醢脯其他二公九侯、鄂侯之事，将西伯囚禁在羑里。此时，西伯与商纣的君臣之恩义已经彻底断绝。到了战国时代的孟子都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更何况是在分封建国的封建时期，做为天下共主之王治理天下依靠的是王者“参通天地人”的伟大品格，以及使“天下所归往”的心悦臣服的民意。然后我们看到西伯侯确实有着一颗伟大的仁爱之心，他被他的部众营救出羑里后。为了能请求纣废去炮烙等酷刑，将洛水以西之地的封地献上。同时，西伯出被羑里后，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即商纣王赐给了西伯弓箭斧鉞，使他从此有了征伐之权。
西伯回到西岐以后，天下诸侯更加归心于周国，《史记》继续记述道：“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同时对暴虐无道的外族犬戎、诸侯如密须、耆国、邘等进行征讨，并讨伐崇侯虎。接着在丰邑营建新都，将都城从岐下迁徙至新都丰。从《史记》记述到这里来看，西伯应该迁入到新都后已成为了事实上的新王。“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西伯在位时应该没有自称为王，孔子也曾经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应该就是讲文王之事。包咸说：“殷纣淫乱，文王为西伯而有圣德，天下归周者三分有二，而犹以服事殷，故谓之至德。”然后从事实的角度，文王虽然没直接称王，但事实上天下诸侯以王视之。
西伯的逝世，司马迁以“崩”称之，肯定了西伯这事实上的王。从司马迁记述的顺序来看，是西伯崩逝，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谥西伯为文王，接着“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至少以此为标志，天下至此明确诞生了新王，故《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
四、武王伐纣是诛一夫而并没有灭掉商国
如果说文王曾经在商纣朝廷还做过三公，存在着君臣式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话，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犹以服事殷”则是因为人家文王有着至仁之德；而周国到武王继位时，武王则与商纣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相反商纣于武王还有辱父之仇。所以，武王继承文王之位后，就彻底与商纣的所谓君臣关系决裂，是大仁大义，是仁者能好仁能恶仁的表现。史书上说武王继续遵循文王的遗业，则武王讨伐商纣，也是继承文王的遗愿。在《尚书》中，武王这样说：“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然而并不是说武王继承了文王之位，继续光大文王的德业，武王就能成为天下共主，因为这还需要天下各诸侯国的认可。怎么办呢？由此我们来看孟津之会。武王即位后第九年，率领军队，用车子载着文王的木主牌位，自称为太子发，向东方进军，作出向商纣讨伐的姿态。武王的这一举动，天下诸侯纷纷响应，史载率军到达孟津来追随武王讨伐商纣的诸侯有八百位。孟津会盟，诸侯们都认为此时正可以攻打商纣，然而武王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随即班师回去。
孟津会盟，诸侯们都认为此时正可以讨伐商纣，《史记》中记载武王一句话回应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然而事情难道就在这么简单？我想应该不是的。这样一个大盟会，我想武王自然要作一番场面宏大的演说，也一定召开了各诸侯王的大会，对此时讨伐商纣的利弊得失以及可行性作了一番深入的讨论。因此，武王的认为此时暂不可伐纣一定给了让各诸侯们心悦臣服的理由，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女未知天命”所能涵盖，“女未知天命”应该仅是一句相对于广大兵士和民众的一句浓缩的结论性回答。那么展开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八百诸侯会师盟津，这个时侯要讨伐商纣应该有足够的力量，但是不是仅仅靠着力量就意谓着可以称王呢？显然对于武王来说关注点不能仅仅于此，不能说谁的力量强就可以讨伐谁。那么武王此时考虑的应该是此时该不该讨伐商纣的问题。我们知道，要作为王者之师，要讨伐敌人，必须要做到以至仁伐至不仁，“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的共识。由此我们来看，此时是否可以向商纣开战呢？答案对武王来说是否定的。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此时在商纣的朝廷还有不少仁人贤士，有被孔子称为“三仁”的比干、箕子、微子，还有太师疵、少师彊等贤人在朝。如果武王此时率领八百诸侯联军攻打商国，就很有可能遭到这些仁人贤士组织商国民众的顽强抵抗，这样一来，商国在很大程度上其抵抗就具有了很大的正义性，战况也可能非常残酷，结果这场战争对武王他们来说纵然是赢了，赢得也不是堂而皇之，商国志士们也只能是个玉石俱焚的下场，这必然是仁义之师所不为的。我想，这也是当时武王能够让天下诸侯心悦臣服的最大理由，也为以后能够更好地召集天下诸侯讨伐商纣奠定基础。所以依此说来，盟津观兵，给武王带来最大的收获，是武王成为天下共主得到天下各诸侯国明确认可。
孟津观兵后两年，微子离开了商都，箕子被纣囚禁为奴，比干因劝谏被商纣剖心而死，太师疵、少师彊抱着他们的乐器逃离商都投奔来到周国，朝廷已经没有任何正人了，商国上下完成陷入罪恶与混乱之中。正如父师与微子的对话所云：“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牷牲用以诏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乂雠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纣至此可谓恶贯满盈，武王已知此时天命已到，不得已而奉天讨伐，于是遍告诸侯，于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再次会师盟津。十二年二月甲子日清晨，诸侯联军达到商都郊外的牧野，武王举行誓师大会，历数商纣罪行，发动牧野会战。商纣虽临时纠集了七十万乌合之众，但都没有与联军作战的心思，与武王军队一触即溃，并且纷纷掉转武器来攻向商纣。商纣仓皇逃遁，逃回商都城中，登上鹿台，把宝玉都盖在身上，自焚而死。
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双方真正的作战仅仅持续了一天，“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即第二天，就开始打扫战场。由此可知，武王伐纣，双方牺牲的人员并不是很多，是真正实现了以至仁伐至不仁，“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在《尚书》中看到：“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这个记载似乎自相矛盾：既然商纣的军队没有作什么抵抗，又哪来的“血流漂杵”呢？以至于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于此，余东海先生以为，此处所言“血流漂杵”是文学性描写语言，因为血具有凝固性质，不可能形成漂杵情况。因此我们也可以如此理解，《尚书》以“血流漂杵”来描写战争，是告诫人们要慎重对待战争，不能轻启战端。
牧野之战，商纣自杀，然而武王并没有灭掉商国，而是作如下处理：“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不但如此，武王还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就是到后来商纣之子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后，也没有绝灭商国，而是“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直到战国时期，因为宋王君偃无道，才被齐、魏、楚三国一起攻伐而亡。
由此可知，武王之仁之圣如此！武王之诛商纣，乃是奉天之罚，以天下共主身份讨伐无道的独裁者，实乃诛一民贼独夫；伯夷、叔齐以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实乃不识时务的判断，属于邪知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