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邮驿制度 蜀汉对四川邮驿事业的贡献
山南慕北 2016-03-15
古代邮驿
三国时期的邮驿
三国时期，曹魏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制定《邮驿令》。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年—226年在位)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蜀汉的刘备和丞相诸葛亮在开辟发展四川邮驿事业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吴邮驿，创造了水驿的独特形式，开辟了水上邮路。三国时期，除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铜符和竹符之外，曹魏统治的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信符号：信幡。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这时期由于纸已经发明，纸使用起来既轻便又价廉，还便于书写，于是纸诏逐渐代替简书，这是邮传发展史上的新生事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自东晋十六国到北朝止，北方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他们或偏居边陲一方，或几至统一整个北方。这些民族政权也很重视邮驿事业，它们对北方的邮驿事业的发展，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蜀汉邮驿事业的贡献
刘备建汉后，为了对付北方的曹魏，在汉中地区建立了北伐的军事基地。为打通军输要道，在四川与汉中之间开通了四条主要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金牛道。蜀国还在汉中设置了重要军事关隘白水关。白水关周围的山上布满了烽火楼。从白水关到国都成都400里间设置了一系列的亭障馆舍，以保障邮驿的正常运行。在与东吴交界的荆州地区，大将关羽也在沿江设立了军用通信的“斥堠”，烽火台从后方一直通达襄樊前线。
蜀国与北方的魏和东边的吴之间，皆有通信往来。史书记载：名士许靖在蜀国任太傅后，和他过去在北方的好友魏国大臣华歆、王朗等都不断有书信往来，“申陈旧好”。《三国志》引《魏略》有一封王朗写给许靖的信，称“前夏有书而未达，今重有书，而并致前问”。魏国其他大臣和蜀国一些大臣也常互有通信。魏国官至尚书仆射的陈群，就曾有书信给诸葛亮，打听蜀国尚书刘巴的消息。蜀国与吴国的友好书信往来更多。史书上说：“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诸葛亮与兄诸葛瑾、大将陆逊都有密切的书信通好。
诸葛亮治蜀时，对边疆地区的邮驿也颇有建树，位于今四川西昌地区的越巂[xī西]，当张嶷［yí疑］出任太守时，说服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修复了千里旧道，把荒废多年的古亭古驿都恢复起来，使蜀国与这一地区的邮驿复通。
蜀国邮驿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车传，邮递大部用驿马传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称为“驿人”。这大概是因为蜀国地处西南，大部为僻远山区，道路不整的缘故。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关于他的军事才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生动故事，在军事通信方面，他也有不少建树和发明。比如，今传《武侯兵法》中，就记录了诸葛亮许多利用声光军事通信的实例。他的“治军七禁”中，有所谓“受命不传，传命不审，以惑军士；金鼓不闻，旌旗不嶷”，称之“慢军”；所谓“金鼓不具，兵刃不利”，称之“欺军”；所谓“闻鼓不行，鸣金不止，案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称之“背军”等等七项，皆属严禁之例。这都是行军中声光通信的运用。又说：“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隐蔽之处……”，“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这是声光通信与邮驿通信的有机结合。
诸葛亮留下的《兵要》中，还记载了他治军临战所用声光通信的五色旗法。这在行军途中特别适用：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以相闻”。意为先行军手持五色旗，以旗色标志后面大军的前进道路情况。若有沟坑则举黄旗，通畅的大道举白旗，遇有水涧举黑旗，有树林挡道举青旗，遭遇野火便举红旗。后面大军若已看清旗色，便以旗鼓相闻。上面的例子，都说明诸葛亮在军事指挥中十分重视这方面通信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