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讲述情事的作品,而这类作品中,最容易引起人关注的,自然是对男欢女爱的描述,在古代中国,“春”常常与男女情色之事相关,如称求欢之想为“怀春”,“梦”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常有男性梦遇神女或者与之同欢的情节。由“春”和“梦”构成的“春梦”一词,其情色意味是相当明显的。准确地说,春梦就是情色之梦,就是性梦。
在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专制统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文人的春梦,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形成了一个大致近似的叙述模式。即白日入梦——遇见佳人一一儿女之事——骤然惊醒。
高唐赋
首先,大多数春梦皆是昼眠而入梦,如《高唐赋》中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亦是昼寝入梦。故春梦又称“白日梦”。讨论白日梦的发生及其特征,首先应当考察的是传统中国人对昼寝行为的评价。昼寝行为在古代中国遭到儒家礼法的排斥,如宰予昼寝,
孔子极端严厉地斥责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因为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取法天道阴阳的人类行为准则。但是,道家却对昼寝行为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如《
庄子·知北游》中的神农,他是因昼寝而悟道的。亦就是说,在儒家学者看来,昼寝入梦是不道德的非礼行为;而在道家学者看来,昼寝入梦是体悟至道妙理的重要途径(参见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P368-3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道家以昼寝入梦为体悟至道妙理的重要途径,传统中国文人以白日春梦为体验男女情欲的重要方式。
牡丹亭
其次是“遇见佳人”。在形形色色的春梦故事中,通常是男性为“某生”,女性为仙鬼,女性主动向“某生”投怀送抱。男性是被动的,是被诱惑者;女性是主动的,是诱惑·者。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众多春梦故事都是男性编撰的。因此,这种春梦故事表现的只是男性的情色欲望。另外,在春梦故事中,所遇见的佳人,常常是很模糊的,无以实指。如杜丽娘梦见的是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青年。
贾宝玉梦见的佳人,“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其姓名又是唤作可卿的,是他后来倾慕的几个女子的综合幻影。更为普遍的是,春梦中所遇见的佳人,往往是神仙、妖精或鬼怪,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常人。因此,大部分传统中国的春梦故事,不妨称作“人鬼之恋“。
《牡丹亭》
最后两个环节是“儿女之事”和“骤然,惊醒”。在春梦故事中,“儿女之事”环节常有,但不是必须的;“骤然惊醒”环节不仅常有,更是必须的。在即将欢爱或者云散雨收之际,总有一个外在的力量促使其惊醒,并使其处于懊恼、恐惧的阴影中,还常常伴随着虚脱、抑郁的感觉。如《牡丹亭》“惊梦”一场,杜丽娘自述梦境:
……忽见一生,年可弱冠,丰姿俊妍。……将奴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蔺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相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欢毕之时,……忽值母亲来到,唤醒将来。我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忙转身参礼母亲,又被母亲絮了许多闲话。奴家口虽无言答应,心内思想梦中之事,
何曾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
为何夹杂恐惧情绪
梦境本是释放情色欲望最自由的空间,可是传统文人在梦境中往往亦显得不自由,在美妙的春梦境界中夹杂着恐惧情绪。为何如此呢?
张方先生将春梦的这种特点概括为“性爱及其恐惧”原型,他认为:在人类早期,两性间的性爱关系自由奔放,充满活力;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的各种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和禁忌,性行为受到的约束和禁忌首当其冲,而且特别严重。这样便大大削减了性爱体验的强度和力度,对性本能的渲泄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如果按照以往的方式去实施性爱行为就要受到惩罚,那么人的性本能必定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回到无意识,进而形成某种情结,不再为意识感知,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比如梦境一一才显露出来,而且时常伴随着对禁忌的恐惧,即极度快感后的极度恐惧(张方《风流人格》,P137)。这种解释其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道德禁忌和伦理观念对士大夫文人的性心理产生影响,并由此造成在春梦中极度快感后必然伴随着极度恐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