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扼杀戊戌变法到下诏改革，是什么原因让慈禧产生这样的变化
非我族类 2017-09-14
帝、后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日本既得台湾，又占辽东，俄、德、法眼见日本有独吞中国之势，一面压迫日本还辽，一面步其后尘，加紧攫取在华利益。
朝野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战败的原因，维新与自强，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深入民心。
当时，国人在思想和行动上主要有两种态度：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实力派督抚继续走洋务运动的老路，力图通过推行新政，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振兴经济，造福民生；以康、梁为首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掀起维新运动，期望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改革官吏、教育、法律和军事制度，引进西方的宪政体制。
众口哓哓，皆曰维新，变法已是大势所趋。有着数十年执政经验的慈禧太后岂能不知？光绪帝亲政不久，即遭败仗，急于借变法挽回声誉，激励国人，慈禧太后也并非不愿改革，戊戌变法初期，光绪帝频繁去颐和园向她请益，许多举措都是他们协商制定的。之所以出现日后的局面，是因为她对维新派的激进妄为有意见，急欲矫正，而缺少政治经验的光绪帝受到康、梁的调唆，不仅未能及时调整策略，弥合分歧，反而铤而走险，预谋政变，终致帝、后决裂。
细究变法失败的原因，慈禧太后固然负有重大责任，而光绪帝及康、梁等人，也难辞其咎。在帝制时代，宪政改革必然会削弱皇权，对统治者来说，改革是一剂猛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痛快服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光绪皇帝想要变法，慈禧太后未尝不想变法，帝、后所争者，不是该不该变法的问题，他们争夺的是变法的领导权——只要能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次第，主导改革的进程，谁都可以成为变法的推动者。
两年来，铲除帝党，己亥建储，慈禧太后已经牢牢掌控朝政，时机成熟，她完全可以继续变法，成为中兴之主，但突然暴发的义和团运动，把她推下了惊涛骇浪的深渊。
义和团的兴起
与洋务派、维新派相反，社会底层的民众则诉诸暴力手段，直接反抗外国瓜分、资本入侵和宗教传播。
19世纪末，随着山东曹县等地大刀会掀起的反洋教运动，义和团再度复活。起初，朝廷的政策是严厉禁止，坚决剿办，这与历来处置邪教匪会的政策是一致的。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活动，巡抚张汝梅镇压不力，顿成燎原之势，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率领他一手训练的新建陆军，严查痛剿，数月之间，便将大股拳民消灭。被袁世凯扫荡出境的山东拳民向直隶流窜，与当地拳民汇合，迅速蔓延至京、津一带。
庚子年三月，北京城内发现有义和拳活动，英美德法四使照会总署，请于两月内剿除义和拳，否则将派兵代为剿平。三月十六，《京报》刊登禁止义和拳之上谕。四月十一，上谕命步军统领衙门设法除尽，毋任聚众滋事，致启畔端。四月二十，总署照会英美公使，决心力平拳乱。四月二十三，义和团败易州官军，杀副将杨福同；各国公使商调兵入京保卫使馆。
杨福同战死，义和团逼近京畿，朝廷害怕剿办失败，局势失控，政策开始在剿与抚之间摇摆，命裕禄、袁世凯通筹妥议，可否派员办理团练。袁世凯明确回奏，拳会实难改为团练，但裕禄善于揣摩，先行改剿为抚。
五月八日，保定外国工程师驻地被义和团攻掠，伤亡三十余人。朝廷见连月镇压未有效果，反而引起拳民激烈反抗，攻击官军，遂改为剿抚并施，以抚为主。
五月九日，朝廷命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瑩前往涿州良乡宣抚拳勇，赵抵涿州，晤义和拳首领，其后，刚毅亦赴涿州，晤义和拳首目。直隶总督裕禄、山西巡抚毓贤及一些府县官员见朝廷政策有变，唯恐忤逆懿旨，纷纷与拳民首领接触，称兄道弟，暗通款曲。朝廷软弱，官吏循情，义和团其势大张，开始向京城内聚集，烧杀活动日趋升级，形势急转直下。
十九日，义和团焚北京宣武门大教堂，天津教堂亦被全毁；
二十日，义和团焚北京前门外商铺民宅千余家……此时的京城，拳民摇旗喊杀，沿途焚烧，持械寻仇，滥杀无辜，官兵任其猖獗，城门任其出入，董福祥甘军甚至与拳民会合劫掠，皇宫之外，已成义和团的天下。
朝廷向各国宣战
义和团在京城烧杀抢掠，各国一再要求派兵进京保护使馆。要阻止联军入京，必先剿灭义和团，恢复京城秩序，慈禧太后命步军统领及神机营、虎威营、武卫中军会同弹压；命李鸿章迅速来京，收拾危局；命袁世凯带兵迅速来京，剿办拳会。
但仅过几天，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朝廷下诏向各国宣战！
那几日，京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慈禧太后如此疯狂，采取这种尽乎自杀式的行动？官史语焉不详，野史倒有许多说法，虽未必可靠，却在情理之中，比较流行的版本是：
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召集了四次御前会议，商议和战。
第一次会议，端王、刚毅竭力主张收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满人多数主战，汉大臣之赞同者，除徐桐、李秉衡、赵舒翘三人外，多数皆反对，会议无果而终。
于是刚毅、启秀两人，与总理衙门章京勾结，伪造英国公使之照会，内有要求那拉氏勿再干政，将政权交与光绪之语。刚毅、启秀两人，均是在总理衙门行走的人，那拉氏信以为真，怒不可遏，于是又开第二次御前会议。
第二次开会时，光绪帝亦在座，侍郎徐景澄见情势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陈说，向英国一国开战已无把握，向各国开战，尤无理由。又说：义和团决不可恃，如此蛮干，恐有亡国之祸。言时声泪俱下，光绪听了，不知不觉，拉了徐景澄的手大哭起来。那拉氏大怒，高声喝道：这是什么样儿。遂由其他大臣将徐景澄拉开，叫他出殿。那拉氏见到这种情形，愈益相信，英国公使果然有袒护光绪的证据。一不做，二不休，遂决意宣战，令刚毅、启秀拟旨。（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p90-91）
此事如果属实，刚毅、启秀伪造英国公使的照会，可真是击中了慈禧太后的要害。康、梁流亡海外后，一直都在游说外国政府向清廷施压迫使太后还政，如今，联军大兵压境，直取京师，难道没有借剿义和团之名逼她还政的阴谋？已经被拳民闹得六神无主的慈禧太后，连通过外交渠道核实照会的真伪这么简单的事都不去做，就轻信了刚毅、启秀的谎言，五月二十四日召见王公军机大臣，决定对外宣战。
就在这天上午九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下午四时，董福祥甘军在义和团协助下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是夜，奥国使馆被攻破。
五月二十五日，朝廷下诏向各国宣战，一场拳民引起的内乱演变成了清政府对各国的战争，自此，大局糜烂，不可收拾。
从拒不奉诏到东南互保
宣战上谕发布之后，只有直隶总督裕禄、山西巡抚毓贤及满州几位将军奉诏，其他督抚多持观望态度，他们盯着疆臣中最有实力的三个人：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他们如何行事。
李鸿章已做好进京的准备，后因京城通讯中断，情况不明，迟迟不肯动身，朝廷宣战后，他致电出使英、法、俄、日大臣，探询各国意图，如可商量停战，迅即北上，先平内乱，再与外国商议善后之事。
作为湘军系的战将，刘坤一素以稳健著称，他在朝中的地位和疆臣中的声望，仅次于李鸿章。光绪二十五年（1899），当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时，他致书大学士荣禄，明确反对立储废帝。据一位消息灵通的英国人告诉《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刘坤一参与了庆亲王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策划的推翻慈禧太后、恢复光绪帝位的密谋。拳民作乱后，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一样，都是坚定的主剿派。
五月中旬，京津形势恶化，电报中断，沪宁一带，谣言四起，有传闻说义和团数百人飞渡上海，引起市民和外国人的恐慌，商人与教民闻信纷纷迁避内地，外国军舰也集结浦江，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侨民。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电外相索尔兹伯利：“我没有收到关于北方局势的准确情报，但消息似乎愈来愈坏。我深信，如果有同北京政府终于断交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
第二天，索尔兹伯利回电：“我们正与海军部进行联系，派遣一艘军舰前往南京，并向南京和汉口的总督交递你所建议的函件，保证他们在维护秩序时将得到英国的保护。同时，我们授权您通知南京的总督，如果他采取维护秩序的措施，他将得到女王陛下军舰的支持。你应通知女王陛下驻汉口总领事，他可以向总督提出一项同样的保证。”二十日，英舰“仙女”号开往南京，“红雀”号开往汉口，向两江、湖广总督传达英国的建议。
二十二日，霍必澜向索尔兹伯利转发了一封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的电报，张之洞在会谈时表示，他对两江总督和他本人维护秩序的能力抱有信心，并为此目的而采取必要措施，他同两江总督保持着联系。
同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昨日英领事来见云：英政府电令渠来告，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鄙人力阻之，谓鄂已添重兵，出告示饬州县禁谣拏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并云，已与台端商妥，意见与我同，长江以内上下游，有我与刘岘帅（刘坤一）两人，当力任保护之责，必可无事。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若虑他国占先，吴淞外英舰甚多，英舰不进，他国不敢，似此镇静密防，最为上策，我与岘帅，皆极愿与英联络等语。英领首肯，已允转告英政府。”（《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
二十三日，“仙女”号指挥官致电海军部，报告他和刘坤一会谈的情况，刘声称，如果发生任何骚乱，他和张之洞完全能够维持秩序，他断言骚乱是极不可能的。二十四日，刘坤一复电张之洞：“沪道电，遵即密商英领，渠以长江一带商务有两制军保护，极为放心。”同日，英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致电索尔兹伯利：“总督向我保证说，他和两江总督正采取可能措施维持秩序，而且毫不怀疑他们的力量。”此时的刘、张二督，已与英国达成了保护东南的共识，也表达了他们有能力维护辖区和平的信心。
三十日，刘坤一致电李鸿章，直抒苦衷，征询意见：“北直已经糜烂，南方必须图全。所有长江一带地方，坤与香帅力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并饬上海余道与各领事妥筹保护租界之法。立约为凭，以期彼此相安。尊处情形相同，计已布置周密，此外有无方略，尚祈电示为荷。”李于当日回电：“长江一带，公与香帅必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庶免外人搀夺。鸿在粤当力保疆土，群匪觊觎，窃发一动即危矣！”
与此同时，盛宣怀与张謇、赵凤昌等人亦在游说刘坤一、张之洞，五月下旬，南京武昌，说客盈门，函电交驰，经过一番密议，刘、张各派代表会同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订约保护租界及长江商教。
六月七日，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订立“保护南省商教章程”九条，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章程”十条。
同日，刘、张宣布不承认此后之北京上谕，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二人又致电荣禄将各国公使全数保护回津。
总督撇开朝廷，直接与外国交涉、订约，在清朝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朝廷乱臣当权，祸国殃民，地方官与外国订约，一为阻止外军以保护侨民之名进入长江各省，二为保境安民，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刘坤一、张之洞在筹划保护南省条约时不乏隐忧，他们深知自己所辖之地仅为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即使订约，东南诸省若有一省奉旨对外宣战，必牵动他省，两江、湖广的和平局面势难维持，因此，必须将东南各省全部纳入条约范围，才能真正实现东南互保，后经努力，互保的范围扩大到了闽浙、两广、四川、山东，直到和议签订之时，东南各省基本维持了安定的局面。
从中国议会到自立军起义
就在义和团猛攻使馆、三总督联手保护东南之际，流亡海外的康、梁策划的自立军起义也在上海紧锣密鼓地进行。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日趋躁进，他们意识到在慈禧太后与保守派掌控了朝政之后，康式变法已无可能，便把希望寄托在武装勤王，企图通过军事手段先取一省或数省，最后率军打进京城，解救被软禁的光绪皇帝，继续变法大业。
1899年夏，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设立分会，筹集款项，委托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唐才常策动勤王事宜。
义和团为祸京津，朝廷对外宣战，北方大乱，南方不稳，康、梁以为有机可乘，急欲起事。七月一日，唐才常等八十余人集会于上海张园，商讨挽救时局的策略，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的伪政府，联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组织中国议会，推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
三日后，中国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推唐才常、汪康年等为干事，会后，唐才常启用“中国议会（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关防（即印鉴）。七月十五，自立军前军统领秦力山在安徽大通举事，张贴告示，以讨贼勤王、清君侧而谢万国为号召，同日，右军统领沈荩在湖北新堤起义。不久，事机败露，张之洞捕杀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湖南巡抚俞廉三亦捕杀百余人，自立军起义彻底失败。
从下诏罪己到下诏变法
宣战未及两月，联军占领北京，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携光绪帝，换便装仓皇西逃。二十六日，两宫抵宣化境，下罪己诏，后两日，又下诏求直言。两宫一路西行，途经大同、太原、潼关，九月四日抵西安，在逃难的七十三天（作者注：庚子年闰八月）里，京城和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义和团在清军和联军的严剿下，缴械溃散，业已肃清。朝廷授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为全权大臣，与刘坤一、张之洞会办议约事宜，准其便宜行事。闰八月十八，李鸿章自上海抵京，在与各国议和之前先电告西安，申明开议的前提是，先将致乱诸王大臣从严治罪。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九位督抚联名电请明降回京谕旨，以定人心而安大局。
各国都对议和开出了条件，也对清廷提出了要求：俄、德提出，皇帝回京，自秉大权，严惩祸首，方可开议；美国提出，严惩祸首，即可开议；日本劝清廷勿用守旧顽固之人，应任命中外重望有为者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并望两宫勿幸陕西，迅即回京；而英国明确提出，新政府要实行新政。
就在两宫逃到西安的第二天，各国公使一致通牒，要求严惩载漪、刚毅、毓贤、董福祥等十一人。奕劻、李鸿章也电请朝廷将各公使点名的十一人立即正法，速定回銮日期，因为李鸿章接到驻俄使臣杨儒密电，俄国希望早日了结和议，否则明年春将截断陕西交通，在北京另立政府，九月三十日，李将杨电转给了西安行在。
十月五日，英提督西摩到汉口晤张之洞，也谈到各国拟派兵来汉，断陕西交通之事。除了美国政府，俄、德、英、日所提开议条件，都有干涉朝政的企图，这让李鸿章等议和大臣十分为难，只得如实呈报，委婉请求太后适当接受外国的要求，以免影响议和。
远在两千里外的慈禧太后，内外交困，面临生死抉择。东南互保之后，朝廷谕旨凡不利于各省安定者，督抚一律视为矫诏，概不奉旨，而且经常借重外国势力向朝廷提出一些近似要挟的主张，半壁江山已然是独立王国。各国领事撇开朝廷，直接与李、刘、张谈判，和议成败，操于三人之手；抵御康、梁的复辟行动，有赖于三人；两年来倚靠的亲信重臣，绝大多数成了被各国点名惩办的祸首，杀了他们，自己必成孤家寡人，日后还京，政柄也必操于三人，而不杀又不能开议。
和议不成，联军不退，联军据京，不敢回銮，拖延回京，日久必生变故，外国没准真的会封锁陕西，在京拥立新政府。趁眼下各国还没逼她还政的表示，除了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尽快签约，早日回京，还必须在内政上有一番大作为，让外国政府和朝臣督抚相信她仍有扭转乾坤的能力，才可起死回生。
十月初十，朝廷诏命内外大臣督抚条呈朝章国政，凡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等改革事项，限两个月内具奏，旨在征求李、刘、张、袁等督抚对改革的建议。
两月期满，十二月初十，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变法，昭告天下，康、梁变法，是包藏祸心的假变法，她今日推行的新政，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的真改革，她将开拓一条不同于戊戌变法的改革之路。此举或为示好外人，笼络臣心，既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又给国民一点变法图强的希望。可以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慈禧太后拉开了新政的序幕，也可以说，那些在战乱中保全了半壁江山的督抚们，把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推上了改革的快车道。（作者注：文中日期，未加括号注明者，均为农历；日期前未加年号者，均为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