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揭秘：兴中会的建立究竟有何疑点
非我族类 2017-09-14
首先，甲午年底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又称“兴中银会”，其形式和性质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的宗旨，除报国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所以，檀香山兴中会只是以募款为目的银会，并无反清宗旨。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曾写道：“另设银会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文中尚不便明言筹饷起兵事样，以免会员有所戒惧。”所以说，檀香山兴中会为“革命组织”一说有待研讨。其次，檀香山兴中银会的会长是刘祥，并非孙中山。所以，檀香山兴中会由孙中山创建之说似乎说不过去。
1895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筹到了港币一万三千元，便匆匆赶到香港，经好友尤列引见，与“辅仁文社”会长杨衢云洽商两会合并之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曾说过：“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早在1890年，时任香港招商局总书记、沙宣洋行副经理的杨衢云与谢缵泰、温宗尧等十余人在香港创立了“辅仁文社”，杨衢云担任会长。“辅仁文社”表面上致力于“开通民智”，然其宗旨却包括了“进行中国大众的革新运动”和“驱逐满族鞑虏”两项内容，主张推翻满清，建立合众政府。由此可见，杨衢云创建的辅仁文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组织。
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正式成立。“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会员大多是杨衢云的辅仁文社社员，从檀香山追随孙中山来港的原兴中会会员只有邓荫南一人。当时，原辅仁文社谢缵泰、温宗尧等多数社员公举杨衢云出任兴中会会长，而尤列、陈少白、邓荫南、郑士良等人则力举孙中山任会长，一时难以决定，只好请黄咏商担任临时主席。兴中会成立后，杨衢云、孙中山决议，选三千健儿从香港出发袭取广州，建立合众国政府，并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以代替满清的黄龙旗。杨衢云任起义总指挥，“驻港专任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孙中山则分工负责广州军事行动。
在此期间，孙中山先后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先驱者俞辛焞写道：“在甲午战争前方战事危急之时，孙中山于1895年3月1日至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见中川恒次郎领事。此后数次去日领馆。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广州起义的直接支持。中川领事于3月4日、4月17日两次致函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报告孙中山来访之事。据该函称，孙中山对中川说明康祖诒、吴汉涛、曾纪泽之子等人在广州举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之意图，并要求日本提供25000支步枪、1000支短枪。日本没有答应孙中山的要求。但孙中山的此举表明，他欲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孙中山与日本领事的秘密往来在广东省有所泄露。据中川领事4月17日致原敬函称，当时在广州有‘日军计划进攻广东’和‘孙中山在日人参与下打倒官吏’之流言，感到华人对日本的敌意。这反映了广东民众警惕日本入侵，反对孙中山求援于日本，说明孙中山求助日本的举动不得民心。由此可以说，甲午战争时期孙中山求助于日本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置甲午战争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实际情况于不顾。”
同年10月10日，鉴于广州起义迫在眉睫，中兴会举行大选，杨、孙两派竞争激烈，最终推选杨衢云为中兴会会长，并确定杨衢云为广州起义成功后建立的合众国政府“大总统”。由此可见，杨衢云是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即是最早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虽有“四大寇”及郑士良、邓荫南等一些追随者，并在第一次广州起义期间渐露头角，但却不是兴中会的一把手，最多可以算是参与创建兴中会的负责人之一。
旋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余人被捕，其中陆皓东等四人遇害。杨衢云、孙中山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杨去南非，孙往日本。而失败的责任问题，成为日后兴中会内部杨、孙两派矛盾激化的根源。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三人从香港东渡日本，在神户购得一张日本报纸，其中一则新闻标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我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我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从此，兴中会亦称为革命党，而“革命”二字在中国人中开始流行。
1896年10月，孙中山流亡到英国，遭到清国驻英公使馆的秘密逮捕，后经英人交涉，孙中山获释。而“孙逸仙伦敦蒙难事件”，使孙中山之名始播于世。同年，兴中会会长杨衢云迁居日本，兴中会的大本营随之放在了日本。
1897年8月，孙文再次流亡日本，并结识了日本人平山周、宫崎寅藏，取得了日本暂住证。平山周为孙文取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此即孙中山之名之始也。孙文又在“中山”二字后加“樵”字，为“中山樵”，又取别号“高野长雄”。但孙中山一生中所有签名及落款一直用“孙文”为名。
1898年10月，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流亡到日本，并受到日本政府的欢迎与供给。孙中山曾试图联合康有为组织新党，未获成功。1899年冬，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赴檀香山组织“保皇会”。梁启超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保皇是为了实行政治上宪政革命，建立适合中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梁启超的主张，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在海外华侨中，绝大多数人倾向于保皇改良派，对暴力革命相当排斥。如福建商界领袖邱菽园便大力倡导改良救国，反对排满革命。于是，大多数华商皆为保皇会捐款，甚至许多兴中会会员转而加入保皇会，大势为之一变。此次梁启超共募得十余万元，另得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返回日本。孙中山致函梁启超，责备其失信背约。从此，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海外形成了对立状态。
1899年冬，湖南哥老会副龙头毕永年率两湖哥老会首李云彪、杨鴻钧等七人到香港，与陈少白、宫崎（日本人）召开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代表大会，作出三会联合成立“兴汉会”的决定，并推举孙中山为兴汉会总会长。11月9日，陈少白、宫崎返回横滨，将“刻制印信”呈交孙中山，传达香港会议决定。“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尽管谢缵泰等杨派人士愤愤不平，杨衢云道：“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的职位了。”1900年1月，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移居香港。孙中山继任兴中会会长。次年1月10日，杨衢云在香港寓所遇刺身亡。
由于哥老会首领们纷纷转入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的自立会，“兴汉会”尚未成立便不了了之。为此，力主成立兴汉会的毕永年愤然出家为僧。
孙中山继任兴中会会长后，时逢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孙中山试图策划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独立”，未达到目的。是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推举容闳为“国会主席”，策划发起以自立军为武装力量的“武装勤王”。孙中山赶赴上海，欲联合唐才常。孙中山说：“中国改革派分为各个不同派别。当今时局，彼此之间不可纠缠于以往在发展中所产生的某些感情隔阂而互争短长，亟应消除成见，广泛联合，团结一致，共同谋划。我等推戴容闳为各派首领。此人曾任清政府驻美公使，在国内颇有声望。据推测，此人正与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及康有为一派中的重要人物暗中联络，政治改革的策划，正在循序渐进中进行。本人也愿意加入其中，竭诚效力。”但自立军很快失败，唐才常等十余人在武汉遇害。
是年9月，孙中山赴台湾筹建指挥机关，在取得日本人的许诺后，电令郑士良率粤东各路会党于10月8日在惠州发动起义。起义之初进展顺利，不料一周后，伊滕博文出任日本内阁，对革命党态度迅速转变，所有许诺变成空言。惠州革命军陷入弹尽援绝的困境，郑士良只好解散义军，起义失败。孙中山失望地回到日本，仍极为关注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说：“本人对于日本政府的行动极为关注。因为比较其他列强，日本在地理上更有优势，并且向中国派出的军队也最多，显示出很强的军事力量，以至于列强都为之震骇。既然如此，本人预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将采取同样的步骤，在一切对华事务中都要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成为事实，本人将奋而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一致，以期大举谋事。岂料日本政府优柔寡断，此次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夺，这样一来，本人的事业又安能不受挫折。……本人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据主导地位，则本人的事业也将不可作为。”“本国目前的形势，将是大举起义的大好时机，我党同志也大有奋起之志，正在稳步推进”，“起事之前必须取得一两个强国的支援，至少必须取得谅解。现今日本内阁更替不久，外交方针还不明确，看来依靠日本还不如依靠已经表示谅解的英国为好。但是必须查明本党起事之际日本政府将采取哪种态度。”
从此，兴中会的活动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1904年春，孙中山再次到檀香山募捐，因海外的兴中会会员大多转入保皇会，攻击暴力革命，使募捐受阻。孙中山见洪门致公堂在美洲势力较大，便要求加入洪门。时洪门中亦有人反对吸收孙中山，但洪门老叔钟永养说：“洪门之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文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此等人应招纳不睱，何可拒之门外，以致给人留下洪门违反宗旨之话柄？”孙中山遂由主盟人封为洪棍（首领）。然而，此次孙中山檀香山之行仅捐得二千余元。
据可查史料，兴中会共有会员286人，其中粤籍会员271人。可以说，兴中会主要由在海外的广东籍华侨组成，其主要活动也是在海外，发动的几次起义亦在广东，地域观念比较明显。兴中会与内地革命组织无正式联络，所以在中国内地的影响相对较小，直接导致了其组织发展缓慢和活动停顿。而正当孙中山无可作为之际，黄兴出现了，势力强大、在国内和日本留学界影响极大的华兴会是日后组织同盟会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