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条约签约情景再现：恭亲王奕訢被照相机吓得面如死灰
非我族类 2017-09-12
安定门上，大英帝国的米字旗猎猎飘扬。从安定门到天安门东侧的礼部大院，长达3英里的街道两侧，身着红色制服、头顶白色头盔的英军士兵，沿街排开，足有3000多人。
军乐声中，在两个军乐队的前导下，英军队伍分成数个方阵，浩浩荡荡地进入安定门。首先是100名炮兵组成的方阵，随即是几个步兵方阵、100名军官代表方阵，在这些方阵后面，是英军司令部参谋们的队伍。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James Hope Grant）则在其卫队和助理们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
他身后30码，是一乘大轿，装饰着朱红色，16名中国轿夫，身着崭新的号衣，抬着四平八稳。轿子中，正是英国全权使节、在华的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Earl of Elgin），穿着鲜艳的礼服，正襟危坐。他的坐骑也满身披挂，跟随在轿子后面。几个步兵方阵在他的后方，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
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镜，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鬼子”（Great Barbarian，《纽约时报》用语）。记者们的现场报道和当事人的日后回忆录，都清晰地记载道：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这是1860年10月24日，一个寒冷的深秋时日。在经历了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中英两国将在天安门旁签署和平条约。
城内之盟
对于大清国来说，这是一次城下之盟——不，是城内之盟，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英法联军占领之下：11天前，英法联军从安定门入城时，沿街站岗的清军士兵向这些“洋鬼子”们行跪迎大礼，北京市民则“观者如睹”，这座千年古都再度习惯性地展现了对于战胜者的顺从，一如200年前跪迎满清的辫子兵入城一般。半个世纪前莫斯科为对抗拿破仑大军而实行的焦土抗战，在北京人看来，或许实在是太愚蠢了。
占领军确定了礼部衙门作为签约会场，莫非是要给“不知礼”的“鞑靼人”上一堂生动的国际礼仪课？
礼部门前的广场及四周的街道，同样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北京市民。中英两军士兵在两侧站岗警戒。英军的游行队伍足足行进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礼部，已是下午3点，大大晚于两国确定好的午时，这对于守时的英国绅士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怠慢。
额尔金的大轿直接抬进了礼部大门，穿过前院落轿，口令声起，两国卫兵向他行军礼，英军军乐队高奏国歌《上帝保佑女王》。大清国代表团团长、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在此恭候多时，迎上前去，拱手致意。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对于恭亲王的致意，额尔金答以“骄傲而轻蔑的一瞥”（a proud contemptuous look），只是略略一躬身作为还礼，“这一定令可怜的恭亲王怒火中烧”。
《纽约时报》的记者则观察到，恭亲王的行礼显得十分犹豫和焦虑，而额尔金勋爵更是十分冷淡。法国人记载说，当恭亲王上前致意时，额尔金居然佯装没有看见，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额尔金勋爵要求恭亲王走在他的前面，“恭亲王只得这样做了，不过脸上却带着一种厌恶的情绪”。
恭亲王此时年方27周岁（不少文献为28岁，当为虚岁），却担负着大清帝国最为沉重的担子之一。1个月前，在联军的隆隆炮声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匆匆起用了这位被自己足足排挤了5年整的兄弟。再就业后的恭亲王，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一边是联军的刺刀威胁，另一边则是死要面子强撑的流亡皇帝，经过艰难的折冲与折腾，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在这样不得不“卖国”的“城内之盟”上签字，当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做，恭亲王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恭亲王本已带了400名精兵组成的卫队，出席签约仪式，但他还是将卫队留在了正阳门（前门）外，只带着20名亲随进入内城，结果，没想到英国人却迟到了，令他们在这里苦候多时。
礼部大堂中间，放了三张桌子，中间一张摆着待签字的条约文本，两侧分别是给两国全权使节签字所用。观礼的100名英军军官站在左侧，这些英军中都是挑选出来的“好干部”，尽管英法联军在京郊大肆劫掠，但在北京城内却执行了严格的军纪，除了占领安定门外，英军官兵除非特批，一律不得擅自进入北京城，因此，能见证并参与签约仪式，是莫大的荣耀。另一侧，则是观礼的中国官员。
额尔金勋爵入内后，直奔左侧签约桌坐下，然后示意恭亲王坐在右边。英国人留下的所有记载都承认，这是因为中国习俗“左”大于“右”，细节决定成败，英国在这上面也要压中国一头。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双方在谁先入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亲王和大使同时入座”。总之，对于双方而言，气氛似乎都十分尴尬，《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干脆就是《侮辱恭亲王》（Humiliation of Prince Kung）。
典礼在恭亲王的开场白中开始，额尔金的顾问、日后著名的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担任翻译。
签约仪式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在场的英军摄影师费里斯·毕陀（Felice Beato）却差点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毕陀，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在摄影的时候，额尔金勋爵一点也不考虑到中国亲王的在场，竟下令全体肃立不动。他的话突然一出口，“把那些不懂其意的中国人都吓得半死，在英国摄影师的机头转动下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一动”。
由于当时室内光线不好，这次摄影并不成功。直到一周后，在恭亲王与额尔金的再次会晤中，比托才拍出了那幅后来闻名世界的恭亲王肖像照。
签约并互换文本后，恭亲王和额尔金相继致辞。双方共同表示，这一条约将有力地推动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永久友谊。额尔金随即告辞，恭亲王起身相送，送了几步后停住，额尔金便也停下来。这时，恭亲王身边一位主要官员，急忙上前耳语几句，恭亲王犹豫了片刻，还是将额尔金送到台阶边。
法国人抢协议
法国人对中英签约仪式的记载，与英国人的记载区别很大，将英国人在仪式上的傲慢无礼作为嘲讽的重点，俨然自己是大清国的哥们。 “中国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英国人）这样做当然严重伤害了恭亲王的自尊心……（额尔金）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严厉和过分的放肆，弄得这位中国亲王异常激动不安，并在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出来”。他们认为，额尔金勋爵之所以对待恭亲王如此粗暴，是要传递一种深刻的政治信息，要令中国感到“此时所签订的不是一个和平条约，而是一个征服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在次日签订，法国人似乎的确比英国人客气多了。法国特使葛罗男爵（Jean-Baptiste Louis Gros）似乎远比额尔金勋爵要有绅士风度。恭亲王事后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法夷较英夷更为恭顺”。英法之间虽然在中国问题上结为盟军，但算盘却不一样：法国只想捞一把就走，而英国却想着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葛罗向巴黎的密报中，他坚信额尔金已经得到伦敦密令，要借此“消灭现今统治的皇朝，可能还要去援助南京叛乱分子（指太平天国），我不愿意，也不能够走到这样的地步”。
在中法签约过程中，也有些插曲。法军司令孟托邦将军（Cousin Montauban），因在北京郊区八里桥打败僧格林沁军队而被法皇封为“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礼部）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上茶，然而我对我的主人们的阴险狡诈一直是这样的不信任，所以就仔细观察，看看给我们喝的茶是不是和恭亲王的一样，来自同一茶壶。只有在看见亲王首先饮茶后，我才开始喝起茶来。”
而到了互换批准书的时候，法国的外交官和中国官员都有那么几秒钟的犹豫，“因为大家都想晚一些把自己手头的条约文本交给对方”，结果还是法国的第一秘书占了上风，走向前去，一把抓住了中国官员的条约文本，抢了过来，然后才把法国的批准文书递过去。
与英法签订条约，这是年轻的恭亲王第一次在外交舞台上正式亮相，却受到了英国人慢待。吊诡的是，在大清国的官方记载中，却很难找到恭亲王签约受辱的细节。相反，在发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恭亲王说道：当额尔金看到自己只带了20名护卫时，“诚诈自分”，“桀骜情状为之顿减”，似乎是自己的坦诚与磊落减少了对方的戾气。但恭亲王话锋一转，认为这些洋鬼子的性格就如同犬羊，“时吠时驯，何足为喜怒”。设身处地地想，一个高贵的天潢贵胄，在占领军的刺刀下奉旨“卖国”，受到侮辱，必然是深受刺激。这种窝囊气，他是不可能形诸文字，而只能深埋心中。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21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