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震麟回忆讨伐袁世凯前后黄兴和孙中山的关系

　　黄兴和孙中山同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这两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共同创建了中华民国，后来由于诸多原因，辛亥革命结束，黄兴和孙中山渐渐分道扬镳。他们的关系一直是很多历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很多人认为他们存在严重的分歧。事实真是如此吗？周震麟是黄兴的同学，他回忆了讨伐袁世凯前后黄兴和孙中山的关系变化，不妨读读。
　　一九0五年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黄克强先生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指挥了钦廉、镇南关和黄花岗各次的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的声势震撼了清朝政府，也显示了革命党人的英勇气概。此后辛亥武昌首义，获得了十七省的响应，终于推翻清廷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选举了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这一系列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孙、黄两先生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接着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却曾一度发生过意见上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讨袁军事整政党务两个问题上，尤其关于整改党务的问题，克强先生所持意见完全与中山先生相反，因此，当时外界对于孙、黄关系多猜议，反动派更是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其实，在革命主张上，黄克强先生终始服膺中山先生，矢忠民国，直至后来在策划护国军云南起义的时候，也能够在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精诚团结无结无间；在党务方面，克强先生也终能化除成见，服从中山先生的统一领导。现在就我个人记忆所及，将讨袁前后的一段经过事实，谈出一鳞半爪，以供了解孙黄两先生关系的参考。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山先生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克强先生任陆军总长，统辖南方各省的革命军。南方的革命军在辛亥起义以后，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增加。未几，南北和议达成，溥仪退位，中山先生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让出政权的条件，向临时参议会辞职并荐袁世凯自代，从而奠定共和民国的基础。袁世凯原无拥护共和诚意，对于南方革命势力多所畏忌。他初则借口北方重镇，不能轻离南来，于同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就任第二临时大总统；继又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糜饷过巨，南北既已统一，国民希望和平，倡议裁兵。克强先生当以既经让出政权，为了表示和平建设，也同意裁兵倡议，当即通令南方各省革命军严加裁汰。各省多数革命同志，起初对此举是不愿意的，但是，克强先生坚持了他的意见，说是要想训练精兵，也必须先裁冗兵。各省同志一方面感到兵增饷绌，另方面恐怕加重人民负担，也就奉命行了。裁兵之后，克强先生随即撤销南京留守府，随中山先生北上，着手筹划全国铁路建设事业。而袁世凯在各省进行裁兵的同时，急图将北洋势力伸入南方，于是进一步采取了阴谋措施，首先假军民分治之名，在各省设立民政长以削督军之权，继又增设护军使，直接受其指挥调遣。
　　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孙、黄两先生电召各省重要同志到上海开会商讨对策，我由湖南奉召参加。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他认为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凯阴谋消灭国民党革命势力，以便帝制自为，全党同志对此极为悲愤，必须乘机立即调集各省兵力，一致声罪致讨；并认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为时不久，对于各方面的阴谋布置还未妥贴，推翻较易，切不可延误时机。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
　　不久，袁世凯举借二千五百万镑的五国大借款，未提经国会参议院通过，就非法成立了。参议院议员多属国民党，对此极为愤慨，力促孙、黄两先生迅即讨袁。于是孙，黄两先生又召集重要同志到上海举行第二次讨袁会议，我又从北京前往参加。这时袁世凯的帝制阴谋已经完全暴露，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在此形势之下，国民党发动第二次革命，已再不容迟疑犹豫了。于譽会议当即决定派出同志，分赴各省督促兴师讨袁。
　　关于湖北和江西两省，孙、黄决定派宁调元，熊越山两同志前往。宁、熊二人本已买好船票，拟赴粤分别就三佛铁路督办和秘书长职务，奉命后临时将行李搬回，改搭江轮分赴赣、鄂进行讨袁活动。我则奉派回湘策划，得能调集革命军三旅，待命发动。省布置粗定，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钧就在湖口揭起了讨袁义旗，湘军随即北上进入鄂境，柏文蔚以淮上军响应作战，克强先生亲赴南京督师。但是，这次长江用兵，上游方面由于湖北的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暗中作梗，虽有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等在闽粤，熊克武、杨庶堪等在重庆先后响应，都因交通阻滞，应援不及。北方的陕西和山西又为北洋军所扼，势孤不能发动。袁世凯调集北洋重兵冯国璋、段芝贵、李纯等沿长江一带进行包围。经过两个月的鏖战，革命军不支挫败，各省取消独立。黎元洪奉袁旨杀害了宁调元、熊越山两同志。可是，他并没有达到保持地盘的目的，袁世凯立派段祺瑞率北洋重兵督鄂，迫使他只身入京，派冯国璋率部分布闽浙。一时南方革命实力，大部趋于瓦解。
　　讨袁军事失败，孙、黄两先生和各省革命同志只得东渡日本，以图再举。中山先生总结失败经验，认为宋案发生后本应立即兴师讨袁，不应等到大借款成立以、后方始举事，以致袁世凯得以从容布置，使革命军遭到失败。因此，中山先生对于克强先生颇有责难。关于党务方面。中山先生认为党内精神涣散，行动极不统一，必须恢复民国以前的精神面目而加以严格的整肃，因而决意另行筹建中华革命党，原来的国民党党员，志愿参加的，也必须各具誓约，服从党魁一人之统率，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手模，以志矢忠。克强先生则认为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在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主张就原有基础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便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因此，他不同意中山先生另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表示他个人决不参加。当时两人的态度都很坚决。中山先生虽然一时不能说服克强先生，但仍积极筹建中华革命党，而将协理职务仍然虚以待黄。当中山先生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各省重要同志二十余人一面拒绝参加，另方面又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中半数为湘籍。陈英士方面的人早就觊觎协理一席，欧事研究会的出现，更使他们振振有词了。当时还有少数叛徒已被袁世凯收买充当“袁探”，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尤其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克强先生因走革命多年，已染胃病，亟思易地疗养，乃向中山先生表明对命事业始终不渝的态度，于一九一四年夏离日游美。中山先生对他仍然极表关怀，当电告美洲支部同志曹亚伯等为克强先生照居方便。克强先生在美洲各地发表演说和谈话，内容也仍然是宣传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足见孙、黄两先生虽然在意见上发生了一时的分歧，而在革命的根本主张上仍然是一致的。
　　克强先生离日赴美后，欧事研究会同人逐渐认识到革命组织不可分裂。覃振首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湖南支部长，主张解散欧事研究会。我原先因为不同意中山先生所要求的填写入党誓词和打手模的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但我是始终反对党内派别分立的，此刻在覃振同志的力促下，也就按入党手续参加了。同时，李烈钧等也陆续办理了入党手续。中山先生大为勇慰。从此一般革命同志皆能蠲除成见，又复团结在中山先生统一领导之下，继续共同进行艰苦的革命战斗。关于孙、黄两先生间的意见分歧，我曾从中尽力斡旋，为双方解释，颇得嘉纳。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在讨袁军事将告结束的时候，我以国民党在国际国內影响较大，成员较多，也曾向中山先生建议：不如今后仍改称国民党，并为了区别于日本的国民党，（日本的犬养毅等所组的政党也称国民党），可以冠上“中国”二字。当时中山先生亦亦予默许。
　　当蔡松坡先生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的时候，曾迭电促克强先生回国。迨克强先生由美回国，归途中在日勾留时，我即托赴日欢迎的同志带给他一封长信，把我斡旋他和中山先生关系的情形详告。克强先生得知中山先生对他完全谅解，急回上海。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这时袁贼已死，讨袁军事结束，孙，黄两先生又在上海共同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并命我赴北京在议会联络同志，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不幸克强先生病势沉重，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赍志以逝。中山先生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党内同志组成了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翌年国葬克强先生于湖南岳麓山，典礼隆重。由此也可见孙、黄关系始终是建立在革命的友爱上面的，一时意见上的分歧，庸俗的猜议，固不能有所中伤，而奸人的乘隙挑拨离间更难施其狡技。我们对此应该有这种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