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为何四次更名 兼谈中国地名更动史
非我族类 2017-08-30
瑷珲
清朝晚年:瑷珲见证沙俄侵略历史
瑷珲,在多种文献中曾有爱珲、艾虎、艾浑、艾呼、艾浒等多种不同写法,一说是达斡尔语,意为可畏;一说是满语,意为母貂。瑷珲城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当时是为了抗击沙俄入侵。前后曾建新旧两城,都曾作为黑龙江将军治所而被称为“黑龙江城”。
从建城起,一百多年来,瑷珲城一直见证着沙俄对中国东北的野心。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历代沙俄政府都以侵吞中国黑龙江地区、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鸦片战争以后,沙俄政府更是成立了“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专事专办。1849年至1853年,沙俄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带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建立侵略据点。随后,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指挥下,大批沙俄侵略军闯入黑龙江,对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实行军事占领。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俄国人终于等到了机会。1857年,穆拉维约夫在炮舰的掩护下,以“帮助”和“调停”之名,迫使清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通过《瑷珲条约》,沙俄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中国与沙俄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同时也是近代史上中国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并且,以此为契机,沙俄继而又以调停、勘界为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仅领土就又侵占了90多万平方公里。
建国初期:因属生僻字而被更名
正是这样一个承载着伤痛与教训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消失了很长时间。消失的原因,和历史无关,是因为“瑷珲”两个字在当时被划为了生僻字。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新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地名命名和更改的规定、指示,主要是为了清理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以及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1956年12月,“瑷珲”因属于生僻字,国务院将瑷珲县更名为爱辉县。到1964年,全国共有8个省和自治区的35个地区和县因地名用字“生僻难认”而被改名。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地名中的常见字也被认为“生僻难认”而被更改,比如新喻县被改为新余县,虔南县被改为全南县。而一些生僻得不能再生僻的字眼却被保留了下来,如綦江县、歙县。另外,对于同一个字,有的地名改了,而有的则没改,如婺川县变成务川县,而婺源则保持了原字。
“文革”时期:万里山河一片“红”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更改地名,仍有其必要性和可取之处的话,那“文革”时期全国掀起的为了符合“革命原则”的改地名浪潮就徒具混乱和荒诞了。一夜之间,红旗区、红卫区、红工区、卫东区遍地开花,真是无处不红,无处不卫。
地名更改不仅是改个名字而已,要涉及诸如邮政、市政、房管等各个方面的配套机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文革”期间如此大规模、强横地更改地名,除了纷扰,只能用以佐证那个年代的荒诞。随着运动接近尾声,大部分地名又都恢复了原貌。
1980年代以后,随着《地名管理条例》(1986年1月23日颁布)的出台,地名命名、更名逐渐进入标准化、规范化。
现在:“瑷珲”回归
近些年,仍能看到一些县市吵着要改名字,原因则大多与经济利益相关联,比如为吸引游客,张家界南天一柱改名为“哈利路亚山”,再如为了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曾有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建议将海淀更名为“中关村区”。当然,什么时候都不缺匪夷所思的事:2010年5月,江苏省宿迁市骆马湖被悄悄改为“马上湖”,据报道,原因是当地旅游部门认为骆马湖谐音“落马湖”,会引起来访官员不快。
2015年5月18日,《黑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题为《区划调整为龙江经济社会腾飞添翼》的文章。文章提到,日前,省政府批准将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政区名称用字恢复为瑷珲。
该文称,之所以要恢复“瑷珲”这个具有400多年历史的称谓,是因为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文化,在阔别60年后把它重载史册,可以让世人永铭惨痛的历史。但在这一段文字上的小标题“助推‘一带一路’战略:风生水起”,也清楚地表明,恢复旧称呼,更是着眼于当下,正如文中所言,是希望“发挥古城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优势,建设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让丰富的旅游资源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把地缘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与全国各地开展经济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来这里投资兴业,推动‘瑷珲’乃至黑河市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