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江南人民抗清起义根本原因在于“剃发令”的实行而非对明王朝的眷恋

　　清朝初年发生了的不少重大政治事件多与一项政令有关，就是“剃发令”。发代表汉族人民的文化，是一种需要被尊重的习惯，但清廷统治者却抱持着狭隘的民族观念，强制汉人剃发，江南各地由此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抗请起义。事实上，从文献中看，江南人民的抗清反抗并非出于对明王朝眷恋——他们对明王朝并不眷恋——“剃发令”才是起义的根本原因。
　　一
　　当时江南人民对明王朝本已完全绝望，对清廷不甚了解，抱观望态度，甚至于还有某种幻想。当清兵进入南京以后，五月二十五日弘光被降将刘良佐擒献进南京时，“舁以无幔小轿，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百姓唾骂”。二十八日，“豫王往南门报恩寺拈香，男女观者如堵，甚有挤死者”。因为在清兵南下的告示中，没有剃发一条。明代苏松田赋极重，清兵初下江南后，当地人民还希望能减轻苏松田赋，以纾民困。在清兵进入苏州之后的闰六月初二日，苏州士民即相约“具呈本府及总督军门，请减吴郡重赋”。清兵未到嘉兴之前，“无不引领望，意满人将有大恩泽”。“及武林陷，所为令与前多不协，剃发书突下，急，党闾咸激怒。”这说明当时江南人民对明王朝并无眷恋之情，无意去保大明江山，是清王朝背弃了入关初罢除剃发令的诺言，把人民推到起义抗清和维护明王朝的方面去了。当时清江宁巡抚毛九华在报告池州、宁国等地人民聚众不肯剃头时说:“职奉命南巡，以为南方不烦兵而服，庶其定矣，及入境则大觉不然者。”浙江总督张存仁也疏陈:“近有借口剃发，反顺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处处劳大兵剿捕，窃思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都承认由于剃发使许多归顺的地方，再起抗。张存仁建议用开科取士的办法拉拢知识分子，结果顺治三年(1646)八月在南京举行乡试之前，有武进生员不剃发者匿于贡院，事发解南京被杀，是案几诛及千人，乡试因之改期。镇江岁试，有一少年生竟不作文，止于卷上题诗一绝云:“曼周医伏曼周投，谩面萎封谩面修，鳗衍和三鳗衍累，漫强钟异漫强绉。”语多不解，实际蔓周即满洲，医伏即衣服，投即头之谐音，借以指斥满洲贵族强迫剃发易衣冠之令。从当时形势而言，李自成败死通山，清王朝下南京后已拥有全国的主要部分，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清都处于绝对优势，南方各地抗清运动都是各自为政独立进行的，不仅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而且浙东的鲁王和福建的唐王还互相水火，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很微弱，都是一些残兵败将。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人民仍前仆后继起来抗清，完全是出于对清王朝野蛮统治的义愤，是不计成败和不怕牺牲的。当时曾目击江南人民抗清的一个西方人说:“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徼号为耻辱，曩者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若当时江南诸王能一致奋起，不生内讧，则满人能否统一中国，尚属疑问。”不仅南方人民奋起反抗，北方人民虽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较早，也屡有反抗，当时出使到北京之朝鲜人说:“(乙酉)闰六月，清人迫胁北京汉人，尽令剃头，自北京以东，凶歉太甚，关内土贼群起，杀害官吏云。”当时清朝的法令很严，发现不剃头者便要处死，家产入官，妻子为奴，但仍有一些人坚不剃发，衣冠如故，避居乡村，一生不进城市，有的逃匿于山泽之间，穷饿自守，不以姓名示世。更有甚者，举族逃之深山，如晋陶渊明桃花源故事。例如顺治三年(1646)温州雁宕山有一徐姓，“不肯剃头，约其宗族数十人，携牛羊鸡犬，菜谷之种，耕织之具，凡人世资生之所需者毕备，攀援而上，剪茅架屋数十间，随塞来路，去之三十年，其亲串曾莫得其音尘，不知其生死如何也。”有的人迫于无法，便剪而不剃，远看似剃，近看无辫，有的外出时戴假辫，到康熙时还有因隐匿未剃发而被仇家告发者。
　　二
　　康熙六年(1667)朝鲜使者许积和南龙翼报告他们在北京的见闻说:
　　“臣闻士人之言曰，及今兵革永息，生民乐业，而独清人之日夜所扰者，只在西鞑地。臣问，所谓西鞑不知何者？而明之子孙无有耶？其人即成绝句以示曰，西鞑即蒙古，明孙如落花，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积曰，彼之失人心，专在于剃头变服，见臣等着冠耳掩，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
　　由此可见，当时汉人之所以怀有故国之思，眷恋自己的衣冠之旧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种衣冠之旧，代表了千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的一种文化，清朝的统治者满族居于边远地区，生产落后，文化也很粗疏，便企图用武力来强迫汉人遵从他们的生活习惯，辫发易服，以此来作为自己是征服者的一种象征。所以清初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直接间接多与剃发和衣冠之制有关:如顺治五年(1648)金声桓与李成栋之叛。金声桓原为明将左良玉部下，降清后与李自成降将王体中同镇九江，王兵强，金兵弱。顺治二年闰六月剃发令下，金便以王军不剃发为借口而将王杀死，火并其众，独霸江西。后金声桓又以未得清朝的封侯之赏而图谋再叛，潜通于明，适与清巡按于天章宴会演戏，声桓对戏剧上的服装说:“毕竟衣冠文物好看。”于天章据此上疏清廷说金有反状，金得知后遂反江西，令军民尽衣明朝服式，见戴满帽者辄射之，掷帽剪辫，“城中委弃缨笠，积道旁如山”。金声桓叛后对当时的形势影响很大，广东提督总兵李成栋闻讯后亦据广东叛，李成栋亦因未得广东总督职务而心怀不满，李随清帅佟养甲下广东时，得明印信五十余颗，独取总督印信留之几上，其妾张氏原为南明永历朝大学士陈子壮妾，陈殉国后李强而纳之，年余不欢，偶演戏，张见之而笑曰:“为见台上威仪，触目相感。”成栋为悦其妾，即私着明服，张取镜照之，李高兴至极，张因以言挑之:“公自是明朝大将，合该佩此。”成栋曰:“吾岂不深念此，但患太夫人、夫人羁虎窟耳。”张曰:“我敢独享富贵乎？请先死以成君子之志。”遂拔剑自刎而死，李抱尸大哭曰:“我不如一女子。”遂着明衣冠，用总督印，疏通桂王永历，叛清。次年大同总兵姜襄亦据山西叛，此为清入关后第一次反清之高潮。
　　顺治十一年(1654)，清廷要招抚郑成功，封郑为海澄公，拟将漳、泉、潮、惠四府地方拨予安插部众，郑成功因其父郑芝龙被羁押北京亦答应与议，清派内院学士叶成格与理事官阿山持诏书到福建安平与郑谈判，相会后清使要郑先剃发再开诏，郑要先开诏酌议后再剃发，争执数日不下，遂使这次谈判破裂。同年，在清王朝的内部党争中，大学士宁完我奏劾吏部尚书陈名夏说:“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件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陈名夏因之而被处死。陈名夏(1661-1654)江苏溧阳人，崇祯时进士，著名的东林党人，他的建议，确为真知灼见，清廷若能真正采纳他的这一建议，将会大大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可惜满洲贵族由于民族的偏见和文化的粗略，不能够理解这一点。
　　康熙八年(1669)，清命刑部尚书明珠到福建招抚台湾郑经，郑经亦表示愿意设诚，但要求援朝鲜例，世守台湾，称臣入贡，不登岸，不剃发，明珠认为可以考虑，答应代为题请，却遭到康熙皇帝的拒绝:“若郑经留恋台湾，不忍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投诚之说，不便允从。”
　　康熙十二年(1672)三藩之乱时，吴三桂亦用留头发复衣冠相号召，吴三桂在决定叛清时，集诸将于永历陵之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于是“各具汉官威仪，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酬酒山呼。”所过州县，俱令剪辫，一时风靡，不半载而据半壁山河。次年耿精忠在福建叛应，亦令民剪辫留发，其“为光复冠裳便民更新事”告示宣称:“照得衣冠服色，贵贱攸分，等威所辨，今本藩倡建义旗，廓清海内，首当便风易俗，与民更始。尔等文武官员绅士军民人等，均属中华之赤子，久思汉代之威仪。令下之日，速宜剪辫，留发包网，所有官帽员领带绶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汉人旧制，毋得混淆，共敦华夏之风，复睹文章之旧，如有抗玩，军令不赦。”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山东巡抚富尼汉奏称，在邹县峄县发现两人偷割发辫被拿，据供一名蔡廷章，四川人，卖药为生，曾结识僧人通元，通元又告以浙江仁和僧人吴元颇有法术，用迷药弹人之面，其人立即昏迷，乘间割其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取其魂，将发辫扎成纸人纸马，即可取人财物，并有同伙多人，四出招人入伙。一名靳贯子，章丘人，曾结识算命人张四儒，张告以江南宿州石庄青龙寺僧人玉石授以法术，割人发辫，扎成纸人纸马，可以取人财物等情。乾隆接到这个报告之后，便认定这是一起重大的反清阴谋，吴元与玉石为伙首，江南太湖地区为其巢穴，当即谕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安徽巡抚严行搜查，务必破案。于是先后在直隶景州，山东淄州、长清、章丘、莱芜、肥城、河南彰德、汤阴、湖北汉阳等地也发现有用迷药弹人偷割发辫之事，有无业游民、乞丐、游方僧人、募化道士、算命先生、乡村农民等，全被捉拿审问，说是传言造桥打桩需用万人发辫缠桩，才能打下。有的说是割取发辫和妇人衣襟可以厌胜，每剪一辫可以卖钱三百文，有的则是在闹市中偷剪发辫乘乱扒窃钱文等等，均未查到有吴元和玉石其人，也没有发现任何政治阴谋。浙江巡抚奏称将音同字异姓名相仿之人都进行了查询，浙江仁和、钱塘两县本无僧人吴元，安徽巡抚奏称，宿州境内并无石庄地方，把当地字音相同的寺庙都一一查询，也无玉石其人，或有与其相识者。不久蔡廷章又翻供，说吴元通元本是宛平县人，前供错伪。于是直隶巡抚又将宛平大兴所属庵观寺院逐一清查，也毫无结果。此即轰动一时的“割辫案”。
　　所以在有清一代，剃发和蓄发始终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凡是反清者多以蓄发和复衣冠作为号召和标志，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其“奉天讨胡檄”中指斥清朝的剃发制度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而清朝则斥太平天国为“发匪”，“发逆”，“长毛贼”等，因为太平天国是蓄发的，蓄发在有清一代被认为是犯大忌的。
　　三
　　我们认为，清王朝在下南京以后复下剃发令，是一种不顾他民族文化习俗的粗暴的民族压迫政策，因为剃发与不剃发完全是一个风俗习惯问题，汉人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衣冠制度，只要处理得当，并不妨碍清王朝统治权力的建立，但是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谁是胜利者谁就误认为自己是主宰一切的至尊，所有一切人都应该无条件服从他的任何统治，他可以君临天下任意妄为。满洲贵族凭借自己军事上的胜利，便强迫汉人在几天之内改变自己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服饰习惯，这是一种最野蛮的民族统治方法，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辽、金、元都没有这样做。(金朝只局部地区这样做过)所以江南人民奋起反抗是很自然的，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由此而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也比较强烈。所以江南地区的反剃发的抗清斗争也包含着保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文化传统的意义。
　　满族是一个耐劳苦而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入关以前就学习了很多汉族的东西，但比起历史悠久、高度发展的汉文化来说，还相差较远，而在他依靠武力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却提出了“以剃头为一统”的错误口号，要人口多于满族数十倍的汉人，一律剃去自己的头发，脑后垂一条辫子，改穿满洲的衣服，企图以此作为使广大汉人服从清王朝统治的一种标志，从而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愚昧和政治野蛮的表现，所得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其一，延缓了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时间。清兵从入关到进入北京才二十余日，从进入北京后西征打败李自成转而南下取南京，前后时仅一年，但在下南京以后到征服东南、西南统一全国，却历时二十年，而且战争进行得极端残酷，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破坏也很大。其二，把满族置于与汉族对立的地位，加深了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情绪，使有清一代的革命多打着反清复明或反满的旗号。清王朝虽然吸收了一部分汉人士大夫参与自己的统治，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及文化习俗方面，抵制和反对清朝的统治，直到清亡为止。所以从清王朝来讲，这是清初决策者的一个重大错误，在这个决策中，极少数倡导剃发的降清汉官如孙之獬、李若琳、冯铨等人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但其根源则是入关初期满洲贵族抱有狭隘的民族私利和落后的文化观念。这说明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以及民族关系的加强，经过了若干艰苦的斗争，其发展有时非常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