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令的始作俑者是谁：竟是一个汉人
非我族类 2017-07-27
剃发令
孙之獬（1591—1647），字龙拂，博山大庄村人。天启二年（1622）举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因馆试第一，升为翰林院检讨。天启七年（1627年）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崇祯初年，崇祯皇帝下旨毁阉逆编纂的《三朝要典》，孙之獬力主不可毁，甚至因此失声痛哭。
《三朝要典》乃魏忠贤为陷害东林党人，指示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的示谕奏疏档册，加上案语编纂而成的一部典籍，其中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处甚多。因孙之獬据此力争，朝廷将他列入阉党逆案，革职为民。
满清入主中原后，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五月，满清派遣侍郎王鳌永（淄川区罗村镇窎桥村人，明朝降臣）招抚山东，孙之獬立刻投降。他为了向满清表示忠心，倾尽家财，组织武装力量，镇压抗清义军，同时也保证了淄川城不受荼毒。他的行为得到山东巡抚方大猷的赏识，方大猷将其功绩上报朝廷，孙之獬不久即被招入北京，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顺治以前，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下来，各种朝廷仪节也不像以后那般严格。那时满清朝贺时分成两班，满清官员和汉朝官员（主要指明朝降臣）互不掺和，汉臣和满臣上朝时，服装也不一致，满臣身着满服，汉臣皆着明朝官服，朝廷也没有规定汉臣上朝必须穿清廷规定的朝服。反正各走各的道，各站各的边，彼此相安无事。
归顺清廷以后，孙之獬为独得满清欢心，有心“标异而示亲”。一日上朝时，众人发现他不但剃了发，留了辫，还改穿了满族官吏的服装。当大臣们步入朝堂站班时，他上疏说：“臣妻放足独先，合家剃发效满制。”上奏完后很自然地走进了满族大臣的行列。满族大臣眼高于天，又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哪能容忍既是下属又是汉臣的孙之獬与他们同班？于是把他逐出班外。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然走回汉班，汉臣恨他过于附炎趋势，逢迎求宠，一个紧挨一个毫不松动，不让他入班。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万状。
羞愤之余，孙之獬乃上折奏请改制，疏中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经孙之獬一说，头发的去留问题已不单单是仪表的不同那么简单，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成了谁统治谁、谁臣服谁的问题了。这就不得不引起顺治的关注了，他在看了孙之獬的奏折后颇受震动，深叹曰：“不意降臣中有作此说者。”遂下令剃发。
此令一行，天下哗然。从此，原本就暗流涌动的满汉矛盾更加激化，一发不可收拾了。
其实，早在孙之獬之前，满洲统治者就强令投降的和管辖范围内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据郑天挺先生考证，剃发令始于天命四年（1619）。天聪五年（1631），清太宗皇太极取得大凌河之役胜利时，强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满清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发。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不独普通百姓应和寥寥，就是拿清朝俸禄的官员亦是观望胶着，甚至护发南逃，更有百姓为护发常与当地官兵发生龃龉。清廷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此令一出，天下汉人莫不长舒一口气，认为自此再无剃发之虞。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当清廷认为天下大定时，立刻换了嘴脸，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初五，多尔衮命令督战江南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实行期限，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同时规定惩治办法：“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不许上疏请求留发。否则“杀无赦。”
接二连三的命令，让地方官员和汉人百姓逐渐明白，这次朝廷要动真格的了。大清已经不仅仅把辫子看做一个头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代表文化传统与政权的较量！辫子的去留就是汉人是否归顺的象征：“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顺则生，逆则亡！
但是，“剃发令”并没有吓倒汉族百姓，反而触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愫。柏杨《中国人史纲》里说：“原来对砍头都驯服得像一群羔羊，忽然间只因为要剃掉他头上一部分头发而怒吼如虎。”
一时，大江南北，无论官僚豪强，还是士绅农工，奋起反抗，斗争不断。常熟、太仓、嘉定、昆山等地处处血流成河，江南几成遍地腥膻，被杀者达数十万人。在人类历史上，为头发的剃蓄问题而遭遇如此巨大的流血牺牲，绝无仅有。
其实，老百姓对朝代更迭，政权转换并不怎么关心。他们认为，改朝换代关乎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剃发却是“被发左衽”， 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自然会奋起反抗。几年间，因剃发问题而亡或受牵连者，数以百万计。因为伤亡过于惨烈，人们忍不住会把心中的怨怒归结到孙之獬身上，认为正因为他的上疏，才有了清廷的“剃发令”，更因此引发了全国的血案，《研堂见闻杂记》记载说：“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持此念者，不在少数。
此论不仅高估了孙之獬，更是低估了清廷平乱安民的能力和决心。孙之獬不过是清廷的一颗棋子，合则留之，不合则去之。孙之獬关于剃发的上疏，不过是给正在急于找一个突破口的清廷送上了一点星火，点燃了清廷镇压、降服汉族百姓的导火索。没有孙之獬，清廷的既定政策也不会有任何更改，剃发令的实施，只不过时间上有早晚罢了。
顺治三年（1646），孙之獬被朝廷召回北京。据《清史稿》记载，总兵金声桓上疏弹劾孙之獬，说他在招抚江西时擅自授予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衔，以私惠取悦部属，所招抚的诸位将领大敌当前，持观望态度，不尽力攻打赣州。孙之獬也上疏辩解。朝廷把奏章交兵部审议，结果罢免了孙之獬的官职，孙之獬遣还老家。
第二年，谢迁率义军进攻淄川，淄川知县刘修己认为孙之獬做过兵部尚书，又曾招抚过江西，军事才能肯定相当了得，于是邀请孙之獬帮助守城，孙之獬应允。但守城官兵没有武器，只能以白木棍作武器，与义军进行战斗。城陷后，孙之獬率领家人与入城义军展开殊死搏斗。城破后，孙之獬退入自己住宅，穿上官服，向北遥拜后，欲悬梁自尽。正在此时，义军蜂拥而至，将孙之獬拿下，捆绑起来，押解到县衙。
孙之獬一家被捕后，四个孙子被义军斩杀，儿媳和两个孙女被掳后，怕遭受凌辱，相继跳井而死。他在受义军十几天凌辱后，终被折磨而死。
孙之獬的死讯传到京城，顺治帝给吏部下旨，讨论抚恤之事。侍郎陈名夏、金之俊建议，恢复孙之獬的原有官职，并给予抚恤。马光辉及宁古里建议，孙之獬已被削去官籍，不应当给予抚恤。两个议案一同上报朝廷，顺治帝最后采用了马光辉的建议，没有给予孙之獬任何旌表和抚恤。
关键词: 剃发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