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美关系：《望厦条约》成为中美正式外交关系开始的标志
非我族类 2017-07-21
望厦条约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中国皇后”号登陆事件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诞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竟相报导“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美国出现了对华贸易热。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 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倍多。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宗教和文化联系也产生了。1830年，美国海外传教会在美商赞助下派裨治文和雅裨理来中国，开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先河。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扩大教会的影响，他们在中国从事出版、译述、医务和教育等工作，还在广州开设医院。
美国教士还通过创办学校直接向青少年灌输基督教义。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流传，也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传教士虽然多方设法，但传教活动却收效甚微。到1839年领洗者不到100人，而且主要是给外商服役或经营外贸的下层人士。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南京条约》的签订拆除了列强入侵中国的藩篱，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相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迳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他还命令美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月的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局无碍”，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美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 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 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 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谢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到1857年间先后六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止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刷宗教宣传品，创办学院、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通过《望厦条约》的签订，美国获得了包括中英南京条约中所有内容的在华贸易和传教等方面的特权，中美外交关系正式建立。此后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在跟随英法等国进行修约过程中采取了“为虎作伥”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