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能够打败太平军的原因是什么 太平军为什么输给湘军
非我族类 2017-07-17
湘军
湘军和太平军区别在管理层
“湖南士子”、“湘籍官员”这类标签出现较晚，因为在整个明代和清代康熙以前，两湖合为湖广省，湖南偏处内陆。大湖与高山环抱，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欠发达，一直被视为荆楚之附庸。直到康熙朝湖北、湖南分省，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湖南独立举行乡试，从此，湖南的士子不需要长途跋涉冒着渡船毁于洞庭湖的风险去武昌应举，湖南人才方才蓬勃而出。至1840年，14位通过科举官至大学士、尚书、总督的湖南籍人士，其中12位是两湖分闱后出现的，包括曾国藩之前的湘籍官员领头人陶澍。
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湘乡县荷叶塘一个小地主家庭时，距两湖分闱近一个世纪。此时湖南士风激昂，学风纯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曾国藩和其他湖南籍同龄士人成长起来，为日后曾国藩组建“湘军系”团队做好了人才准备。
考察整个湘军结构，可以称之为“精英驾驭群氓”。任何一个军事集团，第一线冲锋陷阵当炮灰的，多为普通老百姓，或农民或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就这个基本盘而言湘军和太平军差不多，关键的区别是管理层，即高层和中层的构成。
以儒家理论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科举制度和乡村自治体系，打通了朝廷到山乡僻野的治理通道和信息通道——这是曾国藩团队能够建立起来的关键。就管理层而言，层层选拔的科举制，使曾国藩和其同乡师友，构成了进士——举人——诸生彼此关联同声共气的三级人才体系。基本格局是：进士在朝，即出任朝廷命官或在京或外放；举人在省，有举人身份的士子即使不当官也在全省有相当的名望，或聘为官员幕僚或聘为书院教师；诸生（即秀才）在乡，考不取举人的诸生成为本乡本土的绅士，维护本地秩序，与社会底层联系紧密，用现在的话来说“接地气”。这三类士人，因才华或运气差别而导致身份有差别，但他们之间有同乡、师友关系，因此在重大问题上能互通声气，彼此协同。笔者试以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此三位进士）、左宗棠、江忠源（此二人举人）、罗泽南、刘蓉（此二人诸生，罗由地方官荐为“孝廉方正”）为例来说明之。
遍布朝野的三级人才结构
这些几乎是同龄人的湘籍士大夫中，曾国藩的运气最好，地位最高。其28岁就进士及第，并遴选为翰林院庶吉士，38岁官至二品侍郎；而罗泽南命运多舛，其尚是童生时，即以大儒之名闻名湘省，四方设馆授徒，人到中年后才通过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这些人属于价值观相同、话语体系一样的精英阶层，早年因为同乡关系而相识，多有书信过从，有些还是少年好友。如曾国藩登进士第前，就和刘蓉、郭嵩焘是一起就读于岳麓书院的好友。当曾国藩成为京官，并快速升迁时，他便很周到地照顾来京赶考的同乡，如任侠好义的江忠源落魄京华时，曾国藩一见视为奇才，遂订交。
湖湘人才在康雍乾三朝后开始喷涌的大势，以及曾国藩早年与同乡俊杰结交的机缘，加上他早登科第、仕途顺遂和理学名臣的人望，使他在巨变来到之前，已具有扭转大局、成为“中兴名臣”领袖的潜质。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在家丁母忧时接上谕为帮办团练大臣之前，湖南已经有了两块不错的湘军“试验田”。一为新宁江忠源所办的楚勇，早在咸丰元年，江忠源已组建楚勇赴广西与风头正盛的太平军交战，咸丰二年，江忠源在蓑衣渡设下伏兵，与太平军鏖战两昼夜。南王冯云山中炮而死，太平军溃逃，辎重尽被缴获。也是在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与曾国藩同为湘乡人的罗泽南和弟子王錱在家乡操练湘勇，以卫桑梓。所以日后曾国藩在其撰写的《罗泽南墓志铭》云：“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在办团练前，罗泽南已建构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也有了起兵卫道的人员班底，而且与地方绅士的交往，使他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湘中带兵立功的书生，如王錱、刘典、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曾国荃、曾国葆等人，皆为罗氏弟子。郭嵩焘后来评价道：“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錱。”
正因为这种“进士—举人—诸生”分布在朝野的三级人才结构，彼此联系紧密，才使得离乡14年的曾国藩，在初建湘军时，与湖南官场龌龊不断，却在民间社会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在湘军屡建功勋，曾国藩成为手握重兵的湘军统帅并总督两江时，他和其他湘军系高层之间的同乡、朋友关系的底色依然没变。他靠朝廷授予的权力以及自身具备的道德威望来调度兵马，其他湘军系高层尽管官职比曾国藩低，但依然有着独立发展的空间。这种彼此有相对独立性而又上下呼应、相互支援的结构，在大乱之时是最为合适的——它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单个人的积极性、行动力和政令统一全盘统筹之间的平衡。
这一优势的反例则是：太平天国高层所形成的“君臣关系”，改变了早期传教时的合伙人关系，“君臣关系”必然导致“人身依附”与彼此巨大的不平等，影响到高层其他精英能力的发挥。可以说，洪、杨天京内讧、石达开出走是这一不平衡的高层结构之必然。
湘军的激励机制更优
就高层人士聚合的意识形态纽带比较，湘军集团高层高扬的是“卫道”大旗，如曾国藩《讨粤匪檄》所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 ，《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决定了湘军系高层一定是社会精英层——士人。而太平军的高层以“拜上帝教”这种借外来宗教之名杂糅本土怪力乱神的民间宗教聚合，其高层只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边缘精英。
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时有六王：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六人中洪秀全、冯云山是落第童生，杨秀清、萧朝贵出身贫民家庭，韦昌辉、石达开家境尚属殷实。但他们都是客家人，在土客矛盾十分尖锐的两广地区，是被主流社会排斥、饱受人数占优的土著欺凌的边缘人群。这种高层结构决定他们在早期有相当的凝聚力和极强的战斗力。借助“拜上帝教”，集团高层在早期吸纳的追随者一定是十分忠诚、不惧牺牲的“铁粉”（也可以说是“脑残粉”。）但随着“市场”越做越大，如不改变经营方针，单靠不计得失的“铁粉”是不可支持下去的。“铁粉”相信可以上天堂，可以忍受现实的贫穷，奉献一切私产过着平均而禁欲的生活。而到了后期，新加入的成员更多的是追求现实利益，不可能像早期的“铁粉”那样无怨无悔，再加上高层的腐化，这个集团不可能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反观湘军集团，不但高层和中层组织结构优于太平天国，而且其动员理论和激励机制更优。太平天国的动员理论一是虚幻的宗教许诺，这只对虔诚教徒即“铁粉”有用；二是夷夏之辨，如《奉天讨胡檄》所言：“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此时满清已入主中原两百来年，“剃发易服”对一般士民的屈辱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而且满清统治集团在文化上已完全汉化；指责满清王室为胡虏夷人，自诩身为华夏正朔的洪杨集团却拜洋人的“上帝”，摧毁本民族的文化，逻辑上是相当的冲突。而湘军的动员理论和激励机制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也更符合人性。其对社会精英——士子而言，号召的是“卫道”，孔孟之道是士子立身之本；对普通百姓而言，号召的是“保家”，保卫小家庭不被洪杨所破坏、吞噬。在具体的征战中，领军者可求令名、求官禄，普通士兵可求钱财，求富贵。这样的激励机制对大多数人更有效。
两个团队相比较，洪杨集团只可能市场越做越小，而湘军集团则可以越做越大。如果以足球队来打比方，曾国藩率领的团队是“五星巴西”这样的成熟球队，小组赛时因大牌们进入状态晚，未免磕磕碰碰，到了后期淘汰赛，状态则越来越好。洪秀全杨秀清的团队，则是一些非洲黑马球队，队员个人能力不错，敢闯敢拼。但全局观不强，战略思想不明，队员之间配合不好。这样的球队小组赛往往能惊艳，能爆冷，但注定走不远。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6月下，作者：十年砍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