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清朝学术思想
山南慕北 2015-11-04
顾炎武雕像
清朝学术兴盛,文人学者对明朝以前各朝代的种种学术都加以钻研、演绎而重加阐释,集历代之大成,梁启超称清朝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鉴于晚明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不断,宋明理学流于空泛虚伪,致使清初学者多留心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亡于流寇、清朝定鼎中原后,一时学者痛定思痛,排斥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与阳明学,推究各朝代治乱兴衰的轨迹,提出种种改造政治与振兴社会的方案,使清初学术思想呈现实用主义的风气,发展出实事求是的考据学。
考据学
考据学又称为“朴学”,强调客观实践,有疑问时求证,具有科学精神。考据学专研训诂、音韵和校勘等。而其治学远宗两汉的经师,有异于宋明理学,故又称为“汉学”。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与方以智、朱舜水等人并称清初五大师,颜元也是这一时期的大师。顾炎武提倡“经学即理学”,提出以“实学”代替宋明理学,要学者直接研习六经。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其学说发展成乾嘉学派。黄宗羲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称,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中国学术史之祖。他保护阳明学,排斥宋明理学,力主诚意慎独之说,蔚为浙东学派。王夫之强调实际行动是知识的基础,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其思想发展成船山学,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民主思想
以民为主的思想于清初也开始萌芽,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权,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攻击君主专制体制,提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倍受清末革命党的推崇。部分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有西方学者称黄宗羲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六经皆史
清代中期的考据学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覆考证。当时分成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父子、段玉裁、王引之与王念孙为主,以“博学好古”为宗旨,恪守儒家法则;皖派以戴震为首,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他们“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桐城派健将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道光与咸丰年间,曾国藩又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然而考据学到后来过分重视琐碎事物的探究,为学问而学问,知古不知今。当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注重六经蕴含的义理,并使用于当代政治上,意图矫正此歪风。鸦片战争后西学大量流入中国,考据学逐渐式微。
西方思想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的学风由浮虚转为务实,也是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他们将西方科技介绍给中国人,扩大其知识领域,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科技与思想带动中国近代化革新。此时学者如龚自珍、魏源与康有为等人继承章学诚的说法,并进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来应付内忧外患的局势。龚自珍讲求经世之务,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康有为与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他们吸收来自西方的知识,先后推动自强运动与维新运动,这一波改革风潮最后引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