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兴的由来 弘治中兴的政治举措
彼岸花开 2016-05-25
弘治中兴
弘治中兴的由来
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得自明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明孝宗先是将明宪宗时期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明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用刑宽松。明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弘治时期成为明朝中期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明史也称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被称为弘治中兴。
政治举措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整顿吏治
清除佞臣
成化时期，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明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兴。
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后，和万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的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出力。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明孝宗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明宪宗时期的得宠的诸多僧道门，也都被赶走，少数罪大恶极的，依法惩治。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由于仗着明宪宗的宠信，作恶多端，于弘治元年被斩首示众。
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又去掉佞臣李广。明孝宗对于文臣极其礼敬，也别是对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体贴备至。
重用贤能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面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馆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而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明孝宗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刘大夏是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刘大夏更能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恐不多见。明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 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
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明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明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也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此后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限制宦官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明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卫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明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在弘治中兴时期，还留下了一系列忠臣，直臣。例如李东阳，谢迁等等。对于明武宗时期刘瑾乱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官员考核
明朝官员考核分两种，一种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一下各级官吏，六年一次；一种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成为“大计”。“大计”期初是由各省的按察司负责，但后来御史权力大增，在永乐时期就逐步变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负责考核。但是巡按御史毕竟是中央官员，按察司是地方官员，一点地方上相互勾结，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见肘。弘治八年（1945年）这条规矩被改了，变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抚一起来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权的按察司，彻底靠边站。
这样一来，加强的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官员勾结徇私舞弊，而“大计”制度也有变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内容经吏部判定后，方可允许科道言官进行弹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员，可以上书自辩陈述。这样确保中央威权，也防止冤假错案，官员管理审查力度大大加强。
明孝宗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提高办公效率
明孝宗在位期间还大大加强了办公效率，明孝宗规定，凡是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普通内容的，复奏处理不能超过两天；如果事关多个部门，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涉及战争等重大事务的，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天。也就是说十五天里，一件奏章必须处理完毕。
这个规矩定下后，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期的几个重要经济决策和改革，也从此快速完成。
勤政廉政
明孝宗
明孝宗图册
明孝宗勤于政事，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商议政事。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 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明宪宗朝时一度废置。明孝宗开始坚持日讲，不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明孝宗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
由于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明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力求节俭
明孝宗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仅皇宫的太监、宫女等各色人员，比明宪宗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开支最俭约的时候，只有成化年间的六成。还停止各类奢靡活动，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各色的民间采办也都叫停，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节俭，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明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明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注重司法
明孝宗重视司法，他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倡导宽仁治国，减轻刑罚。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问刑条例》正对《大明律》中与现实不符的状态，增补二百七十多条条例。作为大明法律的重要补充，从此律例并行更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由明至清的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