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
建文帝朱允炆面临分封太侈这种困局,没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行削藩,迫使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在这场叔侄之间的较量中,身为长辈的朱棣最终胜出。
朱允炆为何失败
朱棣能够取代朱允炆,主要原因是朱允炆在决策、用人、军事指挥上屡犯错误,使自己得天下人心、以顺讨逆的优势逐渐失去。而朱棣很少犯错,知己知彼,进退有方,胜利属于他是迟早的事情。另外,朱棣的运气比对方好,在几次重大战役中,突然刮起的大风使他转败为胜,转危为安。难怪朱棣自己说:“此天授,非人力也。
朱允炆失误之一:
重用齐泰黄子澄激化矛盾
朱元璋在登上帝位的第一年,就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朱标病故。九月,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第二子,因朱标长子朱雄英早死,故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朱元璋晚年,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而不少藩王都拥有重兵,皇太孙朱允炆对此深感忧虑。由于朱元璋的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棡先后死去,镇守北平的第四子
朱棣势力最大,便成为朱允炆的心腹大患。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皇帝位。燕王“自北平奔丧”,朱允炆称太祖有遗诏,令诸王不得来京奔丧。诸王认为哪里有父死遗令子孙不得奔丧之理,对遗诏的真伪颇有怀疑,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朱允炆与众多叔父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朱允炆起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卿兼翰林院学士,同参军国事。齐黄二人坚决主张削藩,于是朱允炆与他们密谋削藩之事。
对于如何着手削藩,齐泰和黄子澄有不同的看法。齐泰想先削燕王,黄子澄说:“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他认为削藩应先从有不法行为的藩王开始,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又有不法行为,应先削周王。
恰逢周王次子告其父谋不轨,并牵连到燕王、齐王、湘王。朱允炆便命曹国公李景隆到开封把朱橚抓回京师。没过多久,朝廷又逮捕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梗等,对朝廷早有戒心的朱棣更加“疑惧”。
朱允炆失误之二:
不听卓敬高巍言引发战争
户部侍郎卓敬也在思考朝廷应如何解决藩王拥兵自重的问题,他秘密上疏朱允炆:“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建议把燕王改封为南昌王,把他调离北平。第二天,朱允炆召见卓敬,说:“燕王,朕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卓敬叩头说:“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但朱允炆不采纳他的意见。
吏部官员高巍对朝廷削藩持不同意见,他上书朱允炆,称:“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不法,违犯朝制,不削则朝廷纪纲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盖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不削之削也。”
高巍提到的贾谊、晁错、主父偃均为西汉人。汉初同姓王势力强大,贾谊建议汉文帝把大国分为小国,晁错屡次向汉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地。汉景帝时,吴王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景帝用晁错之策,引起“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诸王虽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并未采用削藩措施,而是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并封其子弟为列侯。推恩诏下后,诸侯王纷纷请求把土地分给子弟,西汉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这样基本解决了。
高巍劝朱允炆“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与卓敬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应是解决明初藩王强大难制问题的良策。但朱允炆优柔寡断,“嘉之而不能用”。他坚决推行削藩,很快就把火烧到燕王朱棣身上。
朱允炆失误之三:
讲仁义重蹈宋襄公覆辙
公元1399年7月,朱棣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朱允炆决定出兵伐燕,并布告天下。他任命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以附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副,率师三十万北伐。又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都指挥使盛庸、平安等分道并进。当时朱允炆方锐意文治,每天与学士方孝孺等人讨论周官法度,把军事决策权交给齐泰、黄子澄二人。在部队出发前,朱允炆告诫将士:“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甚。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
朱允炆天性仁孝,他明令诸将不得伤害燕王,相信是真心之言。但他没想到这句圣旨直接关系到这场战争的胜败。俗语说,擒贼先擒王,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首领,才能彻底战胜敌人。燕王以逆犯顺,全靠他个人的威信,如果他一死,“靖难之师”便失去了灵魂,燕军便会不战自溃。朱允炆在将士出征前说出这样的话,给朱棣提供了保护伞,使将士面对朱棣时不敢放手一搏。
在长达数年的战争中,朱棣每每身先士卒,虽然“濒于危者数”,但明军诸将“莫敢加刃”。在东昌(今山东聊城)之战中,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燕师败退时朱棣独自一人殿后,追者数百人不敢逼。在滹沱河之战中,朱棣竟然在对方阵地中野宿,被明军发现后又穿营而过,而官军将士“莫敢一矢相加遗”,眼睁睁地看着朱棣扬长而去。
春秋时期,宋襄公用仁义道德指导战争,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之战中坐失战机,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做了“仁义”的牺牲品。朱允炆不懂得战争的规律,在关键时刻讲仁义,重蹈宋襄公的覆辙,最终被朱棣打败,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建文帝的生死之谜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兵自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有着皇叔身份的藩王们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商量削夺藩王的权力。藩王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其借口就是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发兵声讨,以“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借口是“清君侧”,其实是以声讨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就是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由来。
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必须宣称建文帝已经死亡,否则他就不可能称帝。他在装模作样地多次拒绝大臣们的“劝进”之后,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摆脱嫌疑,首先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这样,他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
明成祖,第二年(1403年)改元为永乐元年。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这场政变被描绘成这样: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
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燕王朱棣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
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明末文坛领袖
钱谦益的《有学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谱序》,这样写道:他在史局(国史馆)工作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官方对于朱棣夺取帝位的一种标准宣传口径)一事,搞不清楚,而伤心落泪。原因有三:一是《实录》无征,二是传闻异辞,三是伪史杂出。因此他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现真相,感人至深,“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可见从明初到明末,始终有人在探求建文帝的生死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