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悲剧改革 为何在明朝改革这么难
彼岸花开 2016-05-23
张居正
张居正的悲剧改革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
最夸张的，是他乘坐的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这轿子一共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叫“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1852)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其祈祷。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神坛，长跪不起。官僚们争相雇募文人词客，代写表章，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仿效，其排场之大，连后来万历皇帝病重时也无法企及。
知我罪我 在所不计
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因患直肠癌病逝。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的弹劾，他生前所有的封号都被取消，张家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终，因为改革势必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难免遭致他们的反对。张居正在政治上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铁腕宰相，却独独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张居正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正是这种担当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张居正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做到了。
有人说张居正腐败，事实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钱财，只要不是朋友，张居正都退回了。他对下人管教也非常严格，有一次管家游七收了一个人的钱，张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断了。而他的政治导师徐阶给他送来的，他说“惶愧纳之，不甚感谢。”他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变了，无法取得徐阶的信任。他把属于礼节的东西和有目的的东西，前者称为“人情”，后者称为“贿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为他喊冤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他们为了曾经的政敌，奔走呼号，鸣冤昭雪，岂料改革的盛景已时不再来。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它嘲讽的不是张居正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断送改革的体制，世态炎凉的人心!
为何在明朝改革这么难
《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形容某个时期的国情：“中外乂安，海内殷阜”。乍看应是出现在王朝早期的太平恢弘的景象，而事实上，这是描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句话。是的，在明末暮气沉沉的最后生命里，还有过这么一段辉煌灿烂的“回光返照”，让行将就木的朱明王朝又奇迹般地矍铄了一把。可惜的是仅仅是回光返照，并没有起死回生，这场发生在万历年间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就称为“万历中兴”。
万历年间大明得以这番“中兴”，必须要归功于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是万历朝初的内阁首辅大臣，同时也是前文提到的年幼登基的万历小皇帝学习与工作的严师，《明史》评价此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就是说他精明能干，且城府极深——乃一代政客的必备素质。张居正正是凭着自己如此的精明和过人的才智，得到了小皇帝的敬畏和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尊重支持，小万历即位后，随着高拱的倒台罢官，雄心勃勃而强悍能干的张居正正式登上内阁第一把手的首辅大位，因为年幼的皇帝还无法亲政，作为天子之师、文官之首的他便掌控了朝廷政治中心的运作大权。针对明末国库空虚、政治废弛、朝政混乱的无数弊病，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简单说来就是经济上重新丈量土地，改善土地兼并严重的状况，颁布“一条鞭法”，将赋税和徭役合并，统一征收银两，这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末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政治上严格考察官员政绩，辞陈用新；军事上任用戚继光等优秀将领，平外患固边防，并且大力训练军队，提升了不少明军的战斗力。我们可以看到，这番脱胎换骨一般的诊治，疗效很不错。官员队伍更新，官僚系统升级成功，强大的CPU带动国库的积银成函数增长，有钱了的大明帝国出门第一件事就是挺直腰杆，把以前欺负自己软弱而常来门口抢剩饭的邻居小倭一脚踹回他的蜗居。朝政又清明起来了！社会又繁荣起来了！张大人的所作所为用“力挽狂澜”来形容绝对不过分，他将一个萎靡困顿的帝国整出了一个崭新的辉煌时代。
然而，正当首辅大人热火朝天地奋战在改革第一线时，他家里出事了。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在当时封建传统思想的背景下，“孝”字是一切的首位，如果官员任上父母去世，是需要回家守孝服丧三年的，这个制度自汉朝以来就有，被称为“丁忧”，张居正按规定也必须辞去职务，回家守制。可是他走得了吗？改革大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总指挥的他一旦回家丁忧三年，国家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而他好不容易奋斗来的内阁首辅之位，绘制起的大明中兴图也很有可能付之东流，于公于私他都走不得呀！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也就是“丁忧”的反义词——夺情。
顾名思义，“夺情”就是中央要剥夺你回家尽孝之情，硬要你留在朝中办公。在宣德、成化年间曾有过夺情的先例，虽然夺情的官员受到不孝不耻的各种骂名，但至少是可以实行的。张大人怀着这样的心思，给万历上了一封奏疏，态度暧昧不明，左右为难，一方面表示自己必须要辞职回家，另一方面则无比忧心“我走了你怎么办”的问题。张大人一提辞职，不知道是不是提前安排好的，立刻就有官员上奏建议要夺情，紧接着很多奏疏跟着上来，都是劝皇上留下张大人的。于是，万历的指示很快就下来了：“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幼冲，朕深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钦此。”意思就是，朕还年幼，国家离不开你啊，你辞职回家朕的江山社稷怎么办？至于你的丁忧，可以过了“七七”丧日，不用来上朝，以尽孝心。嗯，就这样。
于是，张大人“不得不”留下来继续为帝国鞠躬尽瘁，但和前朝夺情的官员一样，也背上了违背纲常、不敬不孝的坏名，支持他留下的有，骂他的更是大有人在。不要以为张居正官大就没人敢骂，明代的言官，一大特长就是为了“道义”冒死上书，骂张居正算什么，骂起皇帝来都毫不含糊！一本又一本反对的奏折送上来，位高权重的张首辅冷笑着，根据它们言辞的过分程度分别给予其主人数量不等的杖责，有一个叫邹元标的骂张大人是禽兽，被送了一百六十大棍，拖着被打烂的屁股贬到南方受罪。这里要提一句，到了邹元标晚年，已是天启即位后，看到国家腐败凋敝一片，他才怀念起了当年“禽兽”改革时的繁荣景象，又高呼张居正的伟大，但那个时候，距离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批判，已有几十年之久了。
张居正靠夺情留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继续热火朝天地忙着丈量土地、推行条鞭法。然而繁重的公务和他本身急躁易怒的性格，给首辅大人的身体造成了巨大压力。万历十年，案牍劳形的张居正陈疾发作，卧床不起。什么病呢？太医诊断是“肠胃受伤，浊气淤血，结积生块，易生便血”，说白了估计就是肠胃炎一类的病，并且引发了痔疮便血等症。这貌似也不是要命的大病，但改革一线宵衣旰食的张大人怎能让这个阻碍了他的步伐呢！勇毅而敢于冒险的他令医生给他割除病根，放到现在就是个很小的外科手术而已，但在当时，由一个望闻问切的中医操刀上了手术台，割掉痔疮，确实太冲动。手术应该是不太理想，因为他术后一直卧床直到去世。根据记载，我猜想他的病到了后期就没有痔疮那么简单了，应该是肠病最严重，现在也有猜测是十二指肠癌之类的重症，多病齐发而要了命。
呜呼！一代名相陨落，大明之哀！
作为一个改革家，一个脾气暴躁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不可避免地结下了很多仇，他活着人们多少都忌惮这第一宰相，现在他死了，无数怨恨开始疯狂清算，举国上下揭发的奏折雪片一样飞向大权眼看着收回的万历。反攻是从张居正的盟友——万历的监督太监冯保开始的，揭发的奏本指出冯保贪污受贿、欺君罔上等十二条罪名，罪罪当诛。进而扯出张居正的各种小辫子。其实也怪张居正为人不够居正，修齐治平的同时还不忘兴致勃勃地贪污纳贿，虽然贪污比冯保要少得多，但也是不容小觑的数目，加上之前“夺情”的软肋，张居正在满朝大臣的笔伐口诛中从万民敬仰的救国宰相，一下成了罪恶深重的乱臣贼子，而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惹了一群人而已嘛！最可怕的是，他还惹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万历。
我们好像好久没有顾及这位小皇帝了，他在我们讲张居正红火改革的时候已经悄悄长大了，我们忽略了倒不要紧，可张居正也忽略了，他的皇帝学生已经走出幼年，进入到一个新年龄——“青春期”，按照科学的教育方法，这个年龄的孩子最容易叛逆，要需要鼓励和沟通，张老师显然没学过师范，没考过“中学生心理教育”，仍旧以严厉约束的方式管教万历。最出名的是在一次“日讲”课上，这个课翰林院学士和内阁学士也是要在场参加的，少年万历在讲官的引领下读论语，有一句“色勃如也”的“勃”字，这个字应读入声，而万历读成了“悖”，这时有个严厉的声音破空响起：“当做‘勃’”！敢这样大庭广众斥责皇帝的，非张老师莫属，虽然老师批评学生的错误是应该的吧，但这也太不给人面子了，众目睽睽之下，人家还是一国之君呐，在臣子面前如此丢脸，万历肯定心存羞愤。而这也只是其中一件事而已，说明张居正已然把训斥皇帝当成习惯，这在青春期逆反的小皇帝心里，不能说不留下阴影。何况万历是谁？腹黑老道嘉靖皇帝之孙，基因里就很狡猾，贵为天子的他心里恨了谁，早晚会讨回来。
《明史》说万历对张居正和冯保的收拾是早酝酿好的，其实我觉得倒并不至于，万历虽然对他的教育集团有意见，但大明江山的兴盛一直是张居正鞠躬尽瘁支持的，他一死万历难免心慌复杂。不过肯定的一点是，万历这厮绝对是个腹黑的主，有记载说一次张居正腹痛难忍，万历亲手给老师做了一碗辣面，劝其以辣攻毒。这是表扬万历尊师懂事的例子，我却相当怀疑这孩子的动机，上文也推断过张居正有肠炎之类的病，又引起了痔疮，肠炎痔疮吃辣椒以毒攻毒，个人认为万历是故意的！他在背后肯定是认真考虑过扳倒老师的各种方案步骤。
在朝野纷杂的吵嚷背景下，本就对折磨束缚自己的张老师怀恨在心的万历在各种弹劾声中下令查抄张居正家，张居正一家下场十分悲惨，在查抄队伍来之前，府邸就被当地官员所封，全家上下十几口人被饿死，长子自尽，惨不忍睹。连已经西去了的他都差点被开棺戮尸，他呕心沥血培养的皇帝学生，最后送给他的是这样的一番定义：“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念其效劳有年，免于斮棺戮尸。”改革大部分措施也逐渐被废殆，张大人一生的心血、这一场可能会拯救大明社稷的“万历中兴”啊，让我想起来一首歌：“全都是泡沫~~虽然一下花火…”
直到四十年后，时间证明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对大明王朝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为他喊冤平反的人才重新回忆起这位被抄家痛骂的改革家无法磨灭的功绩，重新给他合理客观的评价。就像海瑞对他的概括：“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个说法恰如其分，论起才干能力以及对社稷国家的贡献，张居正功过千秋，但若看到他为人处事的细节，过失就大了。不仅因为他办事力度太大，操之过急，每一场改革的艰难，不是光有领导人的能干就可以成功的，历史告诉我们，它的进步受太多方面制约，如履薄冰，万分不易。
人生，其实用不了太多的大道理，起作用的却是一些小哲学。
张居正只看到了大方面的成败对误，殊不知铁腕的力量震得住一时却在群众中埋下了毁灭未来的定时炸弹，更重要的是，一心投在工作上的首辅大人难免忽略了“位置”的重要性，他功高盖主、武断强势，就算他权倾朝野，贵为天子之师，也只是朱氏集团的雇员而已，他忘我地将皇帝学生的权威抛在脑后，虽然怀着一颗耿耿丹心为朱明社稷操劳了一生，却在死后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万历的孙子辈上来才获平反。那时候，他一心想拯救的明王朝，也是差点给他开棺戮尸的明王朝，已经马上就要断气了，张居正若地下有知，不知是该冷笑还是该悲伤呢。
呵呵。这也是为人不易之处啊，你有了过人的能力胆识，却因为没注意到自身修养、做人哲学，也会不慎侧翻，千万不要忽略个人和身边的重要性，指点江山做大事之外，尽量少地留给反对你的人致命把柄，这是张居正的教训、为人的巧妙，却也是人生的难题。
在张居正被抄之前，皇帝的实时监控——太监冯保已被放逐南京，罪名主要是贪污纳贿，这家伙被抄出百万金银，无数瑰宝，是张居正家的十倍之多，万历念及旧情把他扔到南京做了个闲职，慢慢终老。没有了配合同志的李太后只能任由儿子收回大权，自己退居后宫，对他反攻之举毫无办法——儿大了管不住了啊！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件事的中心，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上来——万历。万历在张居正改革从头至尾的过程中都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似乎就是在官员们的操纵建议中完成对事情的处理的。但事实上，这就是他最特别最可怕的地方，看上去平静，暗中却用力使得事情朝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母亲、冯保和张居正对他的束缚，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待其成长到十几岁走向成熟实际还很青涩的阶段，对自主、独立的渴望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内心强烈地自我暗示，我本是一国之君，可我为什么没有独断的权威。但想归想，被约束惯了的万历还不敢直接顶撞老师甚至母亲，传统圣哲之道的长年教诲熏陶也让他养成温良恭俭让的作风，愤愤不平的同时，只是在忍让守礼的外表下，萌芽了一颗阴暗的种子。这种子伴随了他一辈子，成为他清算他的教育团队，以及后来许多事件错误处理的根源，在他本就老成精明的心中植下更深的沟壑，这颗种子，就是万历不能忽视的严重的性格缺陷：自私、贪婪、散漫。他越表现得大智若愚、不动声色，越有着明白不过的计较，他的精明在那颗阴暗种子的导航下很可能带给他的统治南辕北辙的效果。
就拿这一场“万历中兴“来看，他对于张居正等人的不满，殃及到了改革上，使得改革功绩随着对张大人的查抄逐步灰飞烟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战国时期同样著名的改革——商鞅变法，重用商鞅的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因为惠文王还是太子的时候与商鞅有过怨仇，同时也忌惮他权重仇多，将他车裂处死，而最关键的是，惠文王虽因恨杀了商鞅，却完整地保留、维持了他变法的内容，使秦国继续强大，最终统一天下。相似的历史情境，万历小哥则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否定了恩师不说，压根没有珍惜这千古难求的名臣倾尽全力给他创造的宏伟大业，他的自私散漫在其深重心机的辅助下，让明王朝与一个重生的机会擦肩而过。
由此可见，万历虽然有了治平的聪明，但在成熟的过程中并没有培养出一个帝王长远沉稳的胸怀大略，他只记住了三角教育团对他的压力，忍耐中把心思都花在怎样冲破藩篱上了。这最终影响了他整个四十八年的统治生涯，以及他整个人的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