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朝官员来说,有一件大家都盼望的奋斗目标,就是“入阁”,也就是成为内阁大学士。自从明朝内阁制度成熟后,这事就成了莫大的荣耀。
但要做到这一步也未必易事,明朝内阁大学士的选任,从永乐年间到中后期,也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甚至不夸张说,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严格的官员选拔制度。
最早的内阁,其人员都来自皇帝直接任命,从永乐年间到宣德年间都是如此,但那时候的内阁,只是皇帝办公的秘书处,话语权极小,独立性也极差,但从宣德年间开始,内阁威权直线上升,当年那些给皇帝打杂的小秘书,早已摇身一变成百官首领,身份地位变了,内阁的话语权也要变,更新换代,也得由自己说了算了。
于是从明朝正统年间起,开始实行用内阁阁臣推荐大学士人选的方式,这个改变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对明朝内阁的发展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内阁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秘书机构,相反成了权位至关重要的行政核心部门。
第一个经过阁臣推荐方式进入内阁的大臣,就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曹鼎,而促成这个转变的人,并非是位高权重的阁臣,相反是文官清流的对头——宦官阶层。彼时位高权重的大公公王振,为了能在内阁里安插亲信,便假借内阁推荐的名义,把曹鼎等人安插进来。标志内阁权力提升的重要一步,竟然由内阁的死对头来完成。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幽默。
老阁臣推荐新阁臣的选拔方式,从正统年间以来,一直沿用到明末。这种方式不仅是内阁自身的新陈代谢往事,也是明朝官场重臣们扶持亲信,拉帮结派的方式。能进内阁的重臣,基本属于文官里的大佬级别,哪位大佬推荐的人能如愿入阁,那么他在内阁中的声威,自然更加如虎添翼。
所以内阁推举大学士人选,这个简单的流程,也就经常成为阁老之间权力博弈的战场,但是对于那些大权独揽,在内阁呼风唤雨的权臣们来说,这战场就没啥挑战力了,他们想推荐谁就推荐谁,比如万历年间权倾一时的名臣张居正,他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如吕调阳,申时行等后来的名臣,都在他的推荐下轻轻松松入了阁。
崇祯皇帝说文官皆可杀,那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也正是因为许多人的入阁,因此变得轻轻松松,所以引来的非议也同样多。随着内阁威权的加重,在朝廷各部门中,它更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但许多人做梦都想进,许多双眼睛更死死的盯着,被阁臣推荐入阁的大学士,哪个都带一堆流言蜚语,官场升多大的官,背后就被人嚼多少舌根子。
日久天长,这种阁臣推荐入阁的方式,也被人嚼够了舌根子。甚至被当做权臣结党营私的标志,也自然会引起皇帝的猜忌。于是为求公平公正,在阁臣推荐模式诞生后几十年,一种新的选拔模式也应运而生——廷推。
所谓廷推,就是内阁的新阁臣,要由六部中负责官员任命升迁推荐的吏部牵头,会同六部九卿以及各科道共同推举。也就是说,要通过廷推成为大学士,巴结领导是不够的,还要搞好群众关系,至少要有个好人缘。
工作成绩不但要好,还要名声在外,各单位都要混个脸熟。这套推荐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先经集体推荐,再经组织鉴定,最后通过讨论,确定出新大学士的人选来,能从这套推荐方式里杀出来的,基本都是各方面过硬的牛人。
除了有能耐外,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按照《明实录》的说法,每次的廷推,都会引来当场争吵声一片,碰上脾气不好的,卷袖子动手的都有。但是仅仅能从这套推荐过程里突围出来,却未必一定能入了阁,因为廷推的最后一关,就是皇帝批准,通常都是以集体推荐的方式,确定五个候选人呈报皇帝,再由皇帝从这五个人中择优选取两个,倘若能幸运选中,入阁梦想才算实现。
一般说来,能从这套廷推过程里突围出来的,通常都是明朝历史上才能卓越的名臣。明朝有文字记录的第一次廷推,发生在弘治八年(1495),那年经过一套严格的组织考察与推荐讨论,确定了五个内阁大学士候选人,弘治皇帝从中选择了两个,这两位,便是弘治皇帝三位时内阁三位重臣中的两个牛人:李东阳和谢迁。
而随着廷推制度日益固定,先前皇帝任免阁臣的模式,也有了一个专用名字:特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简和廷推并行使用,成为明朝内阁大学士选拔的基本模式,而原本由内阁大学士举荐人选的作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基本废止。
诸上几种方式的实行,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但根子上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为大明朝选拔靠谱的能臣。可随着明朝的国事日坏,这两样看着靠谱的制度,也越发变得不靠谱,无论是皇帝自己选,还是群众讨论选,选出来的却一个不如一个。
尤其是到了明朝崇祯年间,末代皇帝崇祯处于无人可用的窘境。当时崇祯灭掉了
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可灭完了才发现,重新得到重用的文官集团,内部却掐的厉害。具体表现在不管谁当大学士,都是骂声一片,谁干活,总有另一帮人来拆台,搞来搞去,大臣搞掉了一大把,工作一件没干成。
万般无奈的崇祯帝,不得已竟然干出雷人之举——开发出了新选拔模式,美其名曰是枚卜,说白了就是抓阄。皇帝也不指定,大臣们也别吵,谁当大学士,全靠抓阄抓出来。也就是说谁升官,全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没想到老天爷也不给面子,崇祯当政十七年,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个,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个。位高权重的官员,转眼间就老母鸡变鸭,如此局面,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身体,新陈代谢如果过快,那肯定要出问题。
明帝国的健康,就在这样快速的新陈代谢中走向了衰败,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而以自尽来了解自己执政生涯的崇祯帝,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对这个问题愤懑不解,他的遗言里有两段是说文官的,一句叫“诸臣误我”,一句叫“文官皆可杀。”
崇祯皇帝说文官皆可杀,那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两句遗嘱,其实都是气话——诸臣并不是有意要耽误皇上,杀掉所有的文官,也解决不了问题,关键问题是,这个王朝晚期,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出了严重问题,国家更失去了对官僚体制的合理监督控制能力,最终的无序和堕落,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