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城隍庙另类功能：预防犯罪、反腐的“教育基地“
山南慕北 2015-11-18
城隍庙
至明朝，据叶盛的《水东日记》记载：“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今世尤谨，守令谒见，其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穰报赛，独城隍而已。”可见，当时各府州县几乎都设城隍庙，而且，地方官员对城隍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神灵。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逢正月元宵、城隍寿诞、清明节、七月十五等大日子祭祀城隍的活动，都由官府衙门来举办。有些地区还要举行“出会”活动，即把城隍神和土地神从庙里抬到府、县厉坛，由地方官主持祭祀，以驱逐厉鬼、保证丰年。
城隍庙是预防犯罪、反腐戒贪的“教育基地”
《履园丛话》中《大娘娘》一文记载了件奇事：
原本很正常的杨氏忽然发狂，某晚，她变作吴兴口音说：“大娘娘，我寻你三十年了，原来你在这里啊！”杨氏的女仆很害怕，就顺着问：“尊神从哪里来？有冤孽吗？”她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怀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内侄为后，及分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于三朝洗浴时，竟将绣花针插入小儿脐中，啼哭死，我亦自经。已告之城隍神，不日来捉汝矣。”此后，杨氏更加疯狂，常常哭着打滚，像是被上了刑似的，几天后就死了。
虽然这个故事很迷信，但是可以看出，在时人的眼里，“城隍神”是具有审案、断案等神权的，他可以追索到人世间的活人，使得在世的活人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敬畏之心。
这么“厉害”的城隍神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并无固定不变的神像。宋代以后，多以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清廉爱民、造福一方的官员去世后，地方缙绅百姓常常会将其入祀城隍庙，世代供奉。
《水东日记》记载：“陆游尝记镇江府城隍庙，谓自故时祠汉纪信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为为善之报，亦正论也。”因“为善之报”成城隍神，类似阴间的地方官员，可谓是对勤政爱民官员的另一种表彰。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康熙年间曾任嘉定知县的陆稼书在任很有惠政，受到百姓爱戴，“相传稼书先生殁后，为嘉定县城隍，县民数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履园丛话》)。可见，百姓心中有杆秤，这句话说得不错。
再如苏州城隍春申君，杭州城隍文天祥，泉州城隍韩琦，绍兴城隍庞玉，北京城隍杨椒山，福州城隍周苛，上海城隍秦裕伯……无一例外，都是些赫赫有名的贤臣良将。
同时，很多城隍庙楹联也都有醒世警世的现实意义，相当于一个“教育基地”。湖北应城城隍庙的楹联是：“为人须凭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烧香点烛；做事若昧天理，半夜三更，谨防我铁链钢叉。”上海豫园城隍庙的楹联：“做个好人，心在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还有个很多城隍庙都题的楹联：“作事奸邪任尔焚香无益，居心正直见吾不拜何妨？”等等。
细细体味，这些警句对于预防犯罪、反腐戒贪都具有道德教化作用。
朱元璋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以此反腐戒贪
史上把城隍庙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水东日记》记载：“我朝洪武元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如此，城隍神享受的不就是人世间官场的“政治待遇”了？
明太祖就是这个想法，他要求重建各地城隍庙，规模要与当地官署衙门完全一样，还按级别配制冕旒衮服，“统一着装”。不过，到了洪武三年，明太祖废除了各地城隍神的封号，只称“某处城隍之神”。
洪武四年，令各地城隍庙不得杂祀其他神灵，“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有小说家说因为朱元璋是出生在土地庙里的，所以他对土地庙及其“上司”城隍极为崇敬，其实，这是太小看明太祖了，戏说而已。
历史上的朱元璋是个善于借势发力的皇帝，他“拔高”城隍庙地位的初衷正如他的剖白：“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这才是一个精明政治家的真正心思！
明朝形成了一个官方惯例，“新官赴任，必先谒神(城隍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这是否就相当于签“廉政责任书”？并且，祝祭之文以及礼仪程序，都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制订。
明太祖一番爬梳剔抉、发扬光大，“于是城隍神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清朝对于城隍神的祭典，基本上也是承袭明制，“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坛、文武城隍庙以及乡贤名宦诸祠，此皆列于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
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重看城隍祭典？当然最主要是为其统治服务，期在约束驾驭各级官吏，维护“家天下”。尽管祭祀城隍有迷信的成分，尽管封建时期依然存在屡见不鲜的贪污腐败、行为失范现象，但其反腐戒贪、弘扬正义的世俗“担当”，也对吏治，乃至于社会风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