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
进入蒙古族称霸中原的元代,羊肉的销量更因此猛涨,但好景不长,一到明代备受冷落的猪肉竟后来居上,成功地扳回了一局。明代初期永乐年间的御膳菜单中就明确记载需用食材包括羊肉5斤猪肉6斤。虽用量只有1斤之差,但和前朝相比足以表明曾经被打入冷宫的猪肉已成功地被解冻并登堂入室了。不仅如此,明代后期光禄寺留下的宫廷岁用牲口数中也表明年用18900口猪,10750头羊,此时的猪肉已大有超越羊肉之势,而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则直接表明:“猪,天下畜之。”,此言一出,猪肉便彻底翻盘,走上了正统之路。
在猪肉地位的持续上升期中却发生过一段再次被打入冷宫的小插曲。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不仅明代皇帝姓氏与“猪”同音而且明武宗生肖又属猪,因此杀猪食肉被看成大逆不道,皇帝颁布禁令及相应惩处制度,违者全家“发极边永远充军”且永不得返乡。在重重重压下,农民们只得宰杀家中所养的猪。随着大规模的宰杀和禁猪,猪肉及其制品渐渐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但民心不可违,根据《万安县志》记载“陈氏穴地养之,始传其种”,面对朝廷的各项禁令及重压,百姓们寻求各种方法前来抵制,各层要员也都对此禁令不为所动。至正德十五年三月,礼部上奏皇帝说国家祭典需牛豕羊三牲,如今禁用猪肉,无论是宫内还是坊间猪肉都已销声匿迹,难觅其踪影,如此这般实在不成礼法。面对这样的窘境,武宗只能自食其言,“内批仍用豕”。如此这般的禁猪令仅推行了三个月便以失败告终。随后猪肉又再次突出重围回到了百姓的餐桌。
时至清代,“猪强羊弱”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相传每逢春节,京城便杀猪近十万头。1784年的除夕大宴上仅
乾隆皇帝的一桌御膳就用去家猪肉65斤,相比之下羊肉只用了20斤。清朝灭亡后,中国人对猪肉的喜爱更是有增无减。1952年解放初期时,中国就拥有8976万口猪,羊仅6177万头。直至今日,我国猪肉的年产量早已是羊肉的十倍,经过近两千年的PK,猪肉经历了一系列的起伏,最终“逆袭”成功!
明朝流行吃猪肉的原因
提供土地肥料
与耕牛直接犁地相比,家猪所提供的肥料更具深远意义。在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的中国,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粮食需求,家猪粪便作为肥料不仅能帮助土地尽快恢复肥力更有助于农作物多生长,对增产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生长速度快、产量高
明代时有人尝试用蝗虫喂猪,结果“猪初重二十斤,旬日肥大至五十余斤”。不仅家猪的生长速度快到惊人,其猪肉产量更是让人喜出望外。相比之下,百姓在养羊的过程中需喂以含高纤维的绿色植物,其食量之大,食料之贵已完全超乎百姓的承受范围。根据明代的《沈氏农书》记载,在江南地区养山羊11只,一年需要饲料一万五千斤,其中农户可自己提供一千余斤桑叶(占7%),但剩余的枯草、枯叶各七千斤都需要从别处购买,总共需要六两银子,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笔极大的开销。
繁殖能力强
此外,猪的繁殖能力以及产肉量也远远胜过牛羊。根据科学家研究表明,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早在明朝时浙江嘉兴府就有“肉猪一年饲养两槽,一头肉猪饲养6个月可得白肉90斤”的相关记载。但根据《膳夫经手录》所述,“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其产肉量远远不及家猪。此外,明朝时已有“母猪一胎可育仔十四头”的繁育记载,而羊的繁育能力一般仅1-2只,其繁育速度之慢又使其再败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