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和三青子 三青团为何深受鄙夷

　　北京话中至今依然有“三青子”这一词汇，今人已经基本闹不清楚这一词汇的来历了。其实，这一词汇来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政治组织——三青团。从情感色彩看来，三青子绝不是一个褒义词，这其实也是因为三青团备受北京人的鄙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着？耍三青子是不是？”电视连续剧《五月槐花香》里的这句台词，把已经沉下去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市井俚语“三青子”又搅回到水面上来了。这两年，已不难听到“三青子”这个词儿——“这帮混蛋，都有点儿三青子劲儿”，“你有理讲理呀，少来这种三青子”，“好的时候人模狗样的，犯起浑来又成了三青子”……。我是这个词儿诞生的亲历者，听到它或看到它总能唤起许多遥远的记忆。
　　“三青子”究竟什么意思？不仅外地人不大明白，就是六十岁以下北京土生土长的人恐怕也难以说清楚，人们只能从这个词儿出现的语言环境作负面的推断。有人说这个词儿是指“性情乖张，蛮不讲理”、“流氓、无赖”等等，这样理解大致上差不离儿。有人说是指那些“好说损话的人”，则欠准确全面。至于说这是黑社会的黑话，则有点离谱了。要真正弄清它的含义和色彩，还得了解它的来历。
　　严格地说，“三青子”算不上传统的北京土话，它的历史很短。小时候在北京，喜欢听后宝林、郭启儒说相声，没听见他们用过这个词儿。老舍的作品够京味儿了吧？里边哪儿有“三青子”？北京解放以后，这词儿指代的对象消失了，原来好用这词儿的市井小民们也就不大说了。
　　这个词儿指代的对象是什么？是人，是三青团﹙全称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这个词儿出现的时间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此前北京人压根儿没听说过三青团.。最初出现的场所是北京﹙那时候叫北平﹚的学校，主要是中学。“注意点儿，×××是个三青子！”这是学生们私下里常挂在嘴边互相提醒的话。最初创造这个词儿的我想一定是北京籍的学生﹙当时北京的中学来自河北各县的学生占大多数﹚，因为只有地道的北京话里才有这种构词习惯。你看，过年放的双响，北京周边甚至五十年代划归北京的郊县都叫二踢脚，一到北京城里，就叫“二踢子”了。“子”在这里读成轻声，用这种声调指称某一事物无所谓褒贬，指称某一类人，则显然含有轻蔑的味道。
　　本来是产生于学生中间的这么一个词儿，很快就传到了社会上变成了骂人的市井俚语，各种各样相关的儿歌民谣如“念书的不理三青子，上学的躲着二流子”、“三青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等等，也随之在街头巷尾广泛流传开了。这充分说明，三青团的形象在北京人心目中是何等丑恶。
　　是什么原因使得三青团受到北京广大青年学生以至全社会的鄙夷？就其本身来说，现在分析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政治上的反动，是广大青年唾弃它的根本原因。三青团是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直接策划成立的青年组织，虽然不直接由国民党各级党部领导，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政治上是一码事。蒋介石政权在日本投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与日伪合流，勾结利用日寇和伪军与人民为敌，反人民的本质暴露无遗。日本投降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那天下午广播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但北京并没有出现一片欢腾的局面，街上冷冷清清，日本兵照常在巡逻，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应蒋介石的请求“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你想，世界上哪有让已经战败投降、蹂躏了中国达八年之久的侵略军继续拿着枪杆子对付本国人民的道理？不久，街上贴出布告，落款的竟是大汉奸门致中。此人本是伪绥靖总署督办、华北伪治安军总头目，此时成了蒋介石委派的先遣军司令。中国是战胜国，接受日军投降理应是中国军队的事，八路军正在逼近天津近郊，蒋介石却请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到天津登陆受降。这一切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人们看清了蒋介石高唱“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假的，反共反人民才是真的，正是在反共这一点上，蒋敌伪合流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九月份学校开学了，学生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拿我所在的那个中学来说吧，上个学期讲起话来还“友邦”不离口、连校歌都要请“友邦人士”来作的校长和训育主任，还有一位体育教员，仅仅过了一个暑假，就都成了国民党要员。校长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威风不减以往；训育主任被委以重任去“摘桃子”，到离北京不远的××县当县长，把命丢在了那里；那个体育教员当上了三青团的区队长，到处拉拢学生入伙。稍微有点血性和正义感的青年，谁愿意和这些人为伍？大多冷眼对之。我们班是初三，六十多人，参加的不足十分之一。抗战是胜利了，人们却没有胜利的喜悦，除了大街上原来靠左边走改成靠右边走，几乎什么都没有变。随着国民党政权在接收过程中腐败丑闻的不断传出，连社会上原先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人也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了。
　　二，文化意识上的保守顽固腐朽，导致广大青年与之疏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一本全面阐述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的小册子，是蒋介石授意，由三十年代中期在国民党中宣部幕后策划下炮制《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的十教授之一、抗战期间曾经一度跟随大汉奸汪精卫跑到南京的陶希圣执笔写成的。三青团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本书。记得九月份开学后一个来月，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本《中国之命运》，封面有一个蓝色实心竖椭圆形，里边是蒋介石的像，旁边写着“蒋中正著”。在这本书里，蒋介石极力赞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社会制度，说什么“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有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之常理。”“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套散发着腐尸气息的东西，学生们在日伪统治时期早已听得厌烦了，日寇汉奸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正是这样反复灌输的。人们看清楚了，在文化意识上，蒋介石政权和北洋军阀以及抗战期间的南北汉奸群毫无区别，这正是蒋敌伪能够合流的思想基础。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基本主题，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中国社会要求现代化，中华民族要新生，谁站在维护中国固有的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的立场上，谁就不可能得到社会特别是其中最具创造活力的青年人的广泛认同和拥护。
　　三，其成员素质之低下，行为之卑劣，为一切正派学生所不齿。参加三青团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一些投机钻营之徒，就是民谣里所说的那些头脑简单，知识贫乏，不善于思考，容易被国民党的宣传所蛊惑的“榆木疙瘩”“二愣子”。他们的本事就是打人、骂人、捣乱、告密，别的什么都不会。和这些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因为他们缺乏理性，脑袋里除了“蒋主席万岁”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以外，一片空白。在国民党统治北京的三年时间里，他们充当特务打手参与制造了一系列暴行，如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师范学院“四九血案”等等。他们仗恃有国民党当局作靠山，在学校里飞扬跋扈，老师同学都不放在眼里。名义上是学生，却早已把学习抛到了九霄云外。北京解放后，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三青团区队副以上的骨干属于反革命分子，一般成员只要没有重大罪行则作为一般历史问题处理，交待清楚就算了。在他们的检查交待里，几乎都写了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狭隘民族主义和正统思想严重。
　　三青团受到鄙弃、孤立，还跟北京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能巩固占领的也只有老北京城﹙今二环以内﹚和近郊区﹙大致六环以内﹚。往西，门头沟、房山绝大部分是平西抗日根据地；往北，怀柔、延庆以及昌平一部分属于平北抗日更据地；往东，平谷、密云属于冀东抗日根据地；往南，一过大兴县城就是冀中十分区了。尽管日伪严密封锁消息，也阻止不住八路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在市民中广为流传。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建立了以城工部长刘仁为书记的中共北平市委，下属学生、工人、平民、铁路、文化五个工作委员会，派了大批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干部进城。北平市委撤销后，这五个工作委员会直接由城工部领导。日本刚投降，蒋介石无力发动全面内战，不得不与中共进行和谈。1946年1月北平军调部成立，地点在协和医院，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在那里办公。大门口有三名士兵站岗，一名八路军战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国民党宪兵，学生和市民纷纷前往观赏八路军的英姿和风采。1946年1月，国、共、美三方通过谈判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协议准许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的北平创办《解放》报并建立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先为三日刊，后为二日刊﹚从二月创刊到五月下旬被查封，发行了三个多月，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在这期间，《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单行本进入了书摊，《晋察冀日报》和地下党利用合法身份办的报刊如《鲁迅晚报》等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一切都是通过斗争逼得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短暂让步，但这短短的三个多月对北京青年的觉醒却有重要意义。易于接受新事物的青年学生争相传阅这些书刊，就好比长期闷在空气污浊的屋子里，窗子突然打开，一股强大的清新的春风扑面而来。人们拿这些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对照，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究竟谁代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跟谁走？许多学生在认真地思考着、抉择着。同一时期，地下党还分批组织学生到已经解放了的张家口参观访问，受到晋察冀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亲切接见，使他们亲眼看到了另一个中国。1946年下半年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和燕京、中法等大学从昆明、成都迁回北平、天津。这些学校的学生刚刚经历了“一二·一”运动的战斗洗礼，其中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有着较丰富的在蒋管区从事学运的经验。南北进步力量会合后，反蒋学生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超过了“一二·九”运动，形成了两种中国之命运大决战中的“第二条战线”。到了1948年解放前夕，北京12所大专院校和50多所中学都已建立了中共的总支或支部。在一个当时只有二百万人口的城市，党员人数已达三千，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成员已发展到五千。由于进步力量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在广大青年中完全控制了话语权，三青团也就越来越孤立。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三年里，他们只在1946年2月搞了一次反苏反共游行，此后就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其成员在许多学校里成了过街老鼠，连身份都不敢公开了。
　　1947年底，蒋介石发现三青团已经没有多大用处，索性来了个党团合并，把三青团取消了。三青团消失了，但是它给北京方言打上的一小块儿印记——“三青子”却存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