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非我族类 2018-03-1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作为当时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的张闻天，批判“左”倾关门主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思想，共同制定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组织领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明确提出要注重建立上层统一战线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临时中共中央，受教条主义“左”的思想影响，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关门主义，张闻天也曾写文章并在行动上执行过这一错误路线。但张闻天不同于王明，也有别于博古，很快就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一错误。张闻天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首先提出了反对文化上的关门主义，在党的文化工作中纠正党的“左”的错误倾向。１９３２年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先后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文章，详细地阐述这一思想观点，突出地批评了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在我们队伍中存在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张闻天认为：“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张闻天分析了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而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实际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接着他明确地指出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态度和方针：“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拆，不是漫骂而是耐心地解释，说明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对于张闻天的批评，文艺战线的几位领导人冯雪峰、瞿秋白等立即诚恳地表示接受，并在文章中承认错误。此后的历史事实表明，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左翼自觉地采取了团结中间作家和争取公开的策略，文艺界逐步形成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使１９３３年的左翼文艺运动，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反而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在政治上的主要意义，是从文艺这个局部，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及其进步作用，否定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将中间力量视为最凶险的敌人因而实行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
张闻天明确提出有可能而且必须同国民党上层分子建立民族统一战线。１９３３年１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公开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然而当时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于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采取错误方针，对此，张闻天发表文章，严肃地批评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他估计到，在全国的民族危险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他认为：“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张闻天从对实际形势变化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有可能接受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的口号，并据此认定实际上有可能与个别上层分子建立统一战线。张闻天明确提出同国民党上层分子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当时把统一战线限制在下层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１９３６年春，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又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党应该在各种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应“利用每个小的要求（如工资、抗捐、民主自由的要求），利用每个事变，在各种阶层以至各种反动阶层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强调，无论是上层的还是下层的统一战线，都必须充分发动广大群众。为了争取几百万的白军参加抗战，就必须使“上层的统一战线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这已是广泛意义上的统一战线了。
二、促进我党统战策略的重大转变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当时我党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引起整个民族危机的加深，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激发了全国的不满。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相配合，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中心，并在中央集体领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张闻天就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指出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在１１月２９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的报告”，对广泛的统一战线做了全面的解释，号召纠正关门主义，指出“今天提出的统一战线，与过去的很大不同”。“我们可以和国民党的队伍建立反日反蒋同盟”。他在署名文章中进一步提出：“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或‘左’的消极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是完全脱离群众。”因此，我们党必须“活泼的运用下层的以至上层的统一战线，依靠群众的政治经验，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我们才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取得我们的领导权”。
１２月６日，张闻天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会议做出决定，纠正加紧反对富农的“左”倾错误，提出在白区“联合富农”，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使其采取中立的态度。这些文件和文章，为中国共产党战略策略方针的转变，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拉开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战争策略转变的序幕。而在此后的瓦窑堡会议上，他主持会议并起草了会议决议。在这个决议里，明确了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在政权上、军队上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它为国共两党再度实现合作后，我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提出和确立，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这个决议和会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张闻天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以巨大的精力推动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根据张闻天的提名，决定派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前往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对于刘少奇及北方局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部署，指出“主要的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的具体运用”。此外，对于刘少奇的主要任务，如要“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要大胆运用党的策略”，“要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要找出各种社会关系加以利用”等等，张闻天也都作了部署。刘少奇到天津后，按照中共新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按照张闻天和中央的布置，积极地纠正“左”倾错误，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此后，北方的学生运动、群众救亡运动、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中共的秘密工作，都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开展。
瓦窑堡会议后，张闻天开始把对白军（国民党军）的工作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极重要部分，显示了其清醒明智的战略眼光。根据当时的形势，张闻天正确地将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作为白军工作的重点。直罗镇战役取胜后，张即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６日致电在前线的毛泽东，提出对被俘白军军官应给予优待的政策。电报指出：“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师长亦在内）应给予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都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在联合东北军的同时，张闻天积极推进对西北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工作。３月，张闻天主持的“晋西会议”，肯定了同杨虎城十七路军联合的方针，并决定进一步推进此联合的进程。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王世英、张文彬、汪锋等前往开展对杨虎城和西北军的工作，后又成立贾拓夫等组成的西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直接领导。上述工作，对于西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及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重要作用。
三、协同中央其他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制定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政策方面，张闻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和毛泽东等一起，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党中央商讨对策的会议上，张闻天首先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在这里用揭破民族妥协派这个表述，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的前途。对会议出现多数人要求“审蒋”、“除蒋”的局面时，张闻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蒋介石用了两个词来表达他的判断，一个是“南京政府正统”，一个是“妥协派”。蒋介石已在事实上成为国民党各派公认的“领袖”，这种地位和影响并没有由于本人被扣而有所改变。所谓“妥协派”，就是说蒋介石既非“抗日派”，亦非“亲日派”，而是向日本侵略行径妥协，这应该说是对蒋介石当时在对日行为表现上的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如按照“审蒋”、“除蒋”的办法去做，势必造成新的内乱，有利的只是日本，有悖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衷。因此张闻天认为反蒋、除蒋这种主张是不妥当的，提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实际也就是要“保蒋”。而且进一步提出在两“不”（不与南京对立，不成立对立政权）、两“争取”（争取妥协派，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上进攻”，“威逼南京”。他在会议上做结语：“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就解决了西安事变应该掌握的根本精神与根本方针。张闻天的发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结束内战走向抗战，加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因而被政治局所接受，统一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认识。由此看出，张闻天在惊涛骇浪中，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关于建立全国统一战线，联合和推动南京走上抗日途径的政策思想还是比较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早日实现，张闻天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表示在此前提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到“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等四项保证。经过艰苦的谈判，国民党蒋介石终于在１９３７年９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