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各民主党派的重要贡献
非我族类 2018-03-14
民主党派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社会以来，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各种社会力量各种政治势力结成大大小小上百个党派，各个党派政治观点迥异，主张观点各不相同，救国方法手段各有千秋，但他们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大浪淘沙，在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脱颖而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中国人民经过90多年的奋斗，终于使中国发展到在历史上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党派也历经洗礼。我们现在所讲的民主党派的概念，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联系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为主要社会基础，坚持反帝爱国，争取民主，并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前进，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深入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上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内各种力量逐渐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在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各民主党派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变化过程，各民主党派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体现了各民主党派爱国主义的情怀，争取国家社会的民主进步，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政治胸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反蒋抗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中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直接影响了国内政治关系的变化。国民党民主派爱国人士、民主党派纷纷打出："抗日反蒋"旗帜，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根据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调整了本党的方针路线，确立了抗日、联共、反蒋的方针，响应中共团结抗日的号召，积极与中共配合，共同抗日。
蒋介石政府不抗日，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各地区先后自发地组织了60多个救国会团体。1936年5月，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和十九路军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举沈钧儒、李公仆、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指导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联合会发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团结合作，建立统一抗日政权，以团结全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救国会"成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组织合作的一座桥梁。国民党当局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扣押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发表声明，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国民党民主派、各界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立即配合中共的行动，在全国各界掀起了一个共同营救七君子运动，进而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逼蒋抗日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当时中共中央也正采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方针转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得到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称赞和拥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亲日派以沉重打击，促进了国内团结，推动了国共再度合作，成为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在民族危急的情况下，在全国民众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共同抗日，共赴国难。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联蒋抗日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11月，她发表声明指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项政治主张。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明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1936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治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会、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蒋介石集团却始终没有忘记反共，期间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最为严重的就是"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迫害共产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临解体的危难时刻，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立即站出来主持正义，与中共一起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宋庆龄等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违背人心，以“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与被动，促进了国共之外一些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进一步团结。
1941年3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6个民主党派在重庆联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是在在中共的支持和协助下，当年9月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光明报》，该报宗旨为：团结抗战，民主建国。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改政团入盟为个人身份入盟，从而扩大了民盟组织的社会基础，使大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加入民盟。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组成上采取"三三制"的政策。所谓“三三制”原则，就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相适应，在政权机关人员的配备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三三制”原则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
我国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历程和全部表现，他们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共同对外、全面抗战的路线、政策一边的。他们对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战；对于团结合作，共同抗战，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限制其反共分裂活动；对于扩大民主势力，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