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参加和维护
非我族类 2018-03-08
推动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于1930年8月9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大革命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筹组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简称临委会）。抗战初期，临委会（后为解委会）从“倒蒋抗日”到“抗日、联共、反蒋”，再到“逼将抗日”，以鲜明的立场和坚决的态度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对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舆论推动作用。
（一） “倒蒋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邓演达在狱中仍不忘给临委会其他负责人写信，叮嘱各党派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11月12日，临委会发表《对时局宣传大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竟不惜犯世界的大不韪，不宣而战，占领中国东北领土。中国统治阶级则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抱所谓无耻的镇静政策和不抵抗主义，坐失领土数千里，陷数千万同胞于帝国主义的蹄铁下而熟视无睹”，“必须坚持反蒋战线，在民主革命运动的口号下汇集一切反蒋势力”。11月15日，临委会向全党发出的《训令》：“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口号是：要‘抗日救国’必须先‘倒蒋’，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先建立‘平民政权’！”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11月22日，临委会正式颁布了“倒蒋抗日”的十条行动纲领，呼吁“全国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推翻南京的反动统治，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并积极投入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福建事变”等反蒋抗日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中。
（二） “抗日、联共、反蒋”。在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失败后，临委会早期负责人章伯钧、黄琪翔等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1935年，为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临委会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 11月10日，“二干会议”作出决议：“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会议决定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会”（简称解委会），以示同国民党决裂，同共产党合作。会议通过的《临时行动纲领》提出要同“红军与全国反帝的军队和人民取一致的行动，共同对日作战”。《告同志书》则宣告以“反蒋联共抗日为党的总方针”，决心同共产党合作，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二干会议”确立的联共抗日的方针，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各党派的合作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标志着农工党的历史转折，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三） “逼蒋抗日”。面对中华民族危亡日趋严重的形势， 1936年解委会发表了第二个《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呼吁“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为配合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解委会也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1937年6月15日，彭泽民代表解委会发表了《致全国各界领袖书》，承认“中国国民党昔为首创共和政体之革命政党，而现又完全执掌全权，成为领导全国之政府党”，表示“因确认民族利益高过一切，已经自动声言放弃个别特殊不同之政见，以求举国一致对外之集体行动”，正式接纳“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蒋介石为抗战“领袖”。
参加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解委会与其他爱国党派一道，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大旗，努力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制止蒋介石集团的分裂、独裁、倒退，成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国民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及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并表示对爱国民主党派“无不开诚接纳”。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解委会也以大局为重，采取了同国民党合作的形式，通令全党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1938年3月1日，“三干会议”通过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呼吁：“历来反对政府的在野党派，均放弃成见，拥护抗战的政府”，并提出“在民主自由统一抗战的原则下，全国各在野的党派应公开的合法存在。各党派的存在和发展，只要不破坏统一抗战，政府便不应加以干涉或限制。”这是解委会在抗战期间，进行多党合作和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件。
（二）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解委会对国民党这种明目张胆地破坏团结抗战的恶行极为愤慨，要求国民党当局迅速停止其反共内战政策。解委会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皖南事变是：“足以使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及绝对不可宽恕的罪行”，要求召集各党各派各团体举行紧急会议，确定民主的领导抗战方针，释放一切政治犯，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解委会在香港的党员联合各界人士400余人，联名给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发出制止内战通电。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保证：今后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解委会对国民党的声讨和谴责，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三）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各中间党派，一则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1941年3月19日在统一建国会的基础上，解委会与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建会、救国会（稍后加入）6个党派联合，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解委会在其中“发挥了支柱的作用”。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参加。解委会成员丘哲、张云川、郭则沉等当选中央委员，章伯钧当选常委、组织委员会主任。改组后的民主同盟，广纳民主力量，始终保持与中共的亲密合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3日，日本于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投降书。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在抗战的全过程中，中国农工民主党始终坚持民主、团结、抗战、联共的立场，同独裁、分裂、妥协作了坚决的斗争，促进形成并坚决维护了多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