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为什么叫文夕 文夕大火真相
非我族类 2018-03-06
文夕大火为什么叫文夕
长沙大火，史称“文夕大火”，它发生在1938年11月文日的深夜（文日，民国12日电报代码为“文”字，所以称12日为文日）。这场大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在中国湖南长沙的一件大事。
长沙大火被叫做文夕大火，这与“马日事变”的“马日”一样，“马日”是21日电报代码。长沙大火当日（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真相
由于文夕大火带来的是连蒋介石都感到痛苦和羞耻的事，所以事后，国民党当局遮遮掩掩，大事化小；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尤其是30万受灾的长沙民众，在大敌当前、国家为重的思想理念下，认同了国民党当局的善后处理，以至这样一件震惊世界、最后导致国民党当局改变抗战方略的大事，其真相和影响一直少为人知，亦为抗日战争史料所忽略。
1938年是中国抗战最为奇怪和混乱的一年。一方面是全民抗战，民众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方面是中国军队丢城失地，一败再败，与高涨的热情不成正比。究其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军力无法跟日本相比。日本为强国，中国为弱国，弱肉强食，中国只得采用“壮士断臂”的办法，像十九世纪俄罗斯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那样来进行抵抗。于是，“焦土抗战”被国民党当局确立为抗战方略。
武汉会战失利后，日军开始进攻湖南。
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对陈城在撤出武汉之时没有烧掉武汉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要求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在日军进攻长沙时一定要烧掉全城，“不资敌用”。
11月11日，日军占领岳阳，蒋介石分析，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长沙。他当即决定放弃长沙，寻求战机。
11月12日上午九时，他密电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接密电，心里一阵紧张。火烧长沙，尽管早作准备，但真正准备实施，他心里没底。于是，他决定搞一次纵火准备工作检阅。他命令警备司令部立即制定“焚城计划”；命令警备团官兵和由市政府招募的防火队于13日凌晨两点以前各就各位；命令省保安处将纵火所用器材和燃料全部分发到组到人，凌晨四点他上街检阅。
准备工作在一片紧张慌乱中进行。此时，政府机关和许多单位开始从城内陆续撤离；“焚城计划”亦已出台，并对全城点火作出了以天心阁举火为号的安排；晚九点，警备团官兵中开始盛传日军达到了新河，距长沙城仅五公里；午夜，保安处已将纵火器材和汽油全部分发到了警备团士兵和放火队员手上。一时间，城中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手持纵火器材和燃料的士兵和队员。
凌晨两点钟左右，准备工作完毕，但此时一个意外出现了，城南的天心阁方向忽然出现火光。接着，火光中闪现明火并向两边扩展，开始向城南蔓延。而这时的省主席张治中和警备司令鄷悌，因凌晨四点要检阅，都还在睡梦之中；焚城总指挥、警备团长徐昆也在布置检阅，他们都没下点火命令，可大火却从城南向城中熊熊燃烧起来，烧得满城通红，百里之外都能看得见。
首先是在岳阳前线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的国民党军队关麟征部，见后方大火熊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打电话询问战区司令部。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是一头雾水，他也是在睡梦中惊醒。幸亏他住在城外的扫把塘，才没有被大火烧着。处在长沙后方仅百里远的湘潭，也被长沙大火搅得人心慌慌。通往长沙的电信全被中断，乘夜从长沙跑到湘潭的人又说不清情况，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火熊熊，却听不见炮声。当时带兵驻扎湘潭的是杜聿明。他十分惊讶，但很镇静。特别是当有人报告湘潭城内有许多人也要焦土抗战，放火烧城之时，他立刻制止。他认为焚城毁家，我们自己怎么办？特别是打跑了敌人后怎么办？没人能回答。于是他立刻下命令：如果有人胆敢放火，马上给我用机枪打。真是幸亏有了杜聿明的冷静，长沙的大火才没有烧到湘潭。但长沙自身的大火又是怎样烧起来的呢？
还在大火刚刚烧起来时，当局就已感到这是一场事故，曾试图组织灭火，但晚了。
原因，一是混乱，无法组织力量迅速灭火；二是事前只做了放火准备，没做灭火准备，特别是全城上下、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原准备接受检阅的放火士兵和队员，他们手上拿着的都是燃料和放火器材；三是火烧长沙的准备，无论是物资还是精神，都已做足了准备。所以当误以为点火开始后，士兵和队员立刻三人一组，发疯似的在全城的大小建筑物上点起火来。被惊醒的留城看家守店的民众也立即投入到纵火的行动中来，他们喊着口号，骂着日本鬼子，义愤填膺地点燃了自己的房屋和商店。面对这样的情况和场面，上至省主席，下至警备司令、团长，都只能手足无措，眼睁睁的看着大火燃烧起来并烧遍全城。
大火震惊了世界，却兴奋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之流。
日本政府通过他们的宣传机器大肆渲染长沙大火的惨状和国民党抗战的混乱；汪精卫公开发表讲话，攻击“长沙大火”为全民抗战之结果，大谈“再战必亡”的卖国论调。日军亦利用长沙大火，作分化中国抗日联合阵线之口实，退守岳阳，静观变化，以获“渔翁之利”。
蒋介石获知后，立即从广东韶关赶往长沙。11月16日抵达长沙后，他登上天心阁视察灾情，举目一望，只见昨日还是繁华一片的古城长沙，今日已荡然无存。其惨烈景象胜过一场大战，而此时的日本军队尚在300多华里外的岳阳。难道这就是他的“焦土抗战”？蒋介石想起仅是九天前，他还在这里慷慨激昂地要求“焦土抗战，烧掉长沙，不资敌用。”霎时间，他面红耳赤，额头上青筋直冒，内心“为之痛愧不已，认为精神上之打击，十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甚莫于此！”他异常愤怒，下令彻查！可彻查的结果，却是一场没有直接责任人的大火。
谁都没有下命令放火，可大火却烧了起来。事后对放火原因的调查，却是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有些近乎传说。
一说是南门外的黄土岭伤兵医院做撤退准备，夜里火烧弃用物资，从城中看，恰好是天心阁方向。当局规定的全城点火，前好事以天心阁举火为号。
二说是警备团士兵听错电话，把日军达到了岳阳的新墙河听成了新河，新河离长沙城仅五公里。消息传来，人们惊恐万分，于是纷纷点起火来。
三说是警察见警备团士兵放火，以为下命令点火了，因为焚城总指挥是警备团长徐昆，于是拉响了警楼大钟，点着了警察局。警楼鸣钟，警局大火，等于确认了点火信号。
四说是留城守家护店的民众，后半夜惊醒后，见城南火光，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又刷上了日文标语（对日工作用），以为日本柜子打进城了，于是赶紧点火焚家烧店。
五说是日本特务放的火，以破坏国民党的抗战方略。
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证明这是一场因混乱和无序而造成的大火，上至省主席、下至警备司令、警察局长、纵火总指挥，都没有下命令，但没有下命令不等于没有责任。于是蒋介石下令组织军法会审，并在会审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的判决书上，一一批示“着即枪毙”；对张治中以“革职留任”的处分。
应该说被枪毙的三人，都曾是铁血军人。他们都是湖南人，特别是鄷悌从小就生长在长沙，文重孚也是在长沙上的中学。三人都是从长沙奔赴广州考进黄埔军校，都曾追随蒋介石参加东征、平叛和北伐战争并屡立战功。抗战爆发后，他们请缨杀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却没有想到因这场不明不了的大火而丧命，实在令人惋惜。但他们的死，平息了众怒，减轻了国民党当局“火烧长沙”的错误，也堵住了投降派的嘴，对维护当时的抗战大局起了作用。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家乡长沙因国民党当局的错误被焚毁而深感痛惜，但出于国难当头，大局为重，特别是汪精卫之流借长沙大火攻击全民抗战的政治考量，他发表讲话，强调指出：“要警惕有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而亲身经历了长沙大火并一直在长沙善后的周恩来也发表讲话，他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的身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令蒋介石如释重负，他最怕的是共产党在他的错误面前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这令他有些感动，也有所反思。他在随后举行的军政会上说：就这一件事的起因，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是我们的失败。
蒋介石的反思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认同。旋即，国民党终止了“焦土抗战”的方略，改变了放弃长沙的战略部署，置重兵于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并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先后三次与进攻长沙的日军进行了会战，史称“长沙会战”，三次都把日军围歼在长沙城下，共歼敌67000余人，使长沙一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点，也使日军在随后的三年里不敢越过新墙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也从“焦土抗战”的长沙大火中吸取了教训，转向了以“坚壁清野”等更有效的办法来打击日军，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长沙大火，对于长沙本身，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是厚积于3000年历史的城市文明毁于一旦，从此，长沙再无完整的民国以前的地面建筑和典籍典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晚年还不胜惋惜，他当年委托亲戚保存在长沙的书籍就全部毁于这场大火）；其次是工商界，物资和财产全部被烧，元气贻尽，长沙再无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再次是市民的家产家用全部被毁，长沙再无殷实之大户人家。
由于这场大火是一件令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痛愧不已”和“可耻可悲”的事，因此，大火过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这件事的处理和善后，一直是遮遮掩掩。社会舆论及广大受害者，因大敌当前，只能是以大局为重，未予应有的追究和索赔，以致长沙这座世界公认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重大的城市，其损失情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人知，就连长沙人自己也只是留下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文字节选自顾庆丰《长沙的传说——民间记忆中的历史与文化》
关键词: 文夕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