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关键因素：西安事变
非我族类 2018-02-28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对于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是我国由内战到全国对日抗战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国内的和平与统一，建立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更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发展。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过对时局的全面考察与分析，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既符合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需要的。经过不懈努力，国共两党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联袂抗敌御侮的历史新进程。深入分析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联系起国共合作的思想纽带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维系这个大家庭曲折发展、经久不衰的精神动力。这种体现中华民族观念的强大精神力量，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保家卫国、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紧迫的任务。国共两党作为当时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能否精诚团结、密切配合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进程以至最后的胜利。
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共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采取逼蒋抗日策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蒋介石也在被囚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军将士的抗日决心和勇气，强烈感受到举国上下对团结抗日的巨大期待，唤起了他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情怀。
虽然之前国共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两党最终捐弃前嫌，携手共赴国难，这一变化发展的思想基础正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充分认识全面评估形势，选择符合历史潮流的前进道路
历史潮流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孙中山先生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加速升级并取代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要求，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反抗法西斯主义暴行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共同任务，成为这个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正是这种人心向背和历史大势的无形力量，对当事各方形成强大的政治约束，促使他们谨慎作出抉择。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竭尽所能使事态向和平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全力促成各方达成和平解决的共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没有冒然采取军事行动，蒋介石自身也作了一定的调整改变。这些顺应历史潮流之举，赢得了民众广泛支持和拥护，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结成“三位一体”联盟，依靠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支撑
红军长征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与驻扎陕甘的第十七路军共同围剿红军，但他这个“用异己消灭红军，同时用红军消灭异己”的卑劣手法却客观上促成了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形成。在持续剿共连受重挫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出路，逐渐与红军达成共识。
1936年4月，中共决定由周恩来同志负责联合张、杨的事务，后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委员会，设立了联络机构。中共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及爱国人士多次与双方高级军官接触，进行疏通调节，揭露蒋介石的独裁阴谋，消除了双方的猜忌与隔阂，使他们坦诚相见，在联共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方在前线由敌人变成了友军。1936年秋，在中共分别争取及三方共同努力下，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具有强大实力的“三位一体”政治联盟，构筑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牢固“铁三角”，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形成有力对抗。
尊重各自政治现实，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和灵活机动策略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党派在一定时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联合战线。只有充分尊重各自的政治现实，存异求同，彼此让步，才能达成共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率先做出让步，这种让步是从改变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敌视态度开始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八一宣言》发表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共同抗日。
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与此同时，在行动上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城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完成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政策的重大改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复杂的形势局面，中共中央正视客观现实，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于12月19日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这个决定对中共来说，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也争取到社会的同情，为国共合作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了全国统一抗战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