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基督教牧师竟“益国匪浅”
非我族类 2018-02-28
带着宋庆龄的“护身符”送信瓦窑堡
1935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受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命他多方寻找共产党，以便早日进行国共谈判。
宋子文找到二姐宋庆龄。她认真考虑了一下，对宋子文说：“你的同学可担此任。”“哪个同学？”“董健吾牧师。”宋子文茅塞顿开，立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最好的人选。
对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荣幸，一口答应了下来。当下商定，为安全计，去陕北走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坐由上海到西安的陇海路火车，再设法从西安赴陕北。又商定西行期间暂用“周继吾”的化名。为确保董健吾的人身安全，宋庆龄决定为他搞一张“护身符”——财政部的委任状，并对他说：“这份委任状可以做你的‘护身符’。到西安后，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助，他愤恨日本侵略，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张学良亲派私人座机将董健吾送到延安
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贴身的棉背心里，携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上路。
因有财政部的委任状护身，董健吾1936年1月中旬顺利到达西安。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馆，就找到了他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时任西安禁烟督办的钟可托，在钟家住下，设法寻机北上。
当时，陕北苏区还处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之中，即使是山间小道，也都设了哨卡。董健吾准备冒险偷越封锁线，不料时值三九严冬，一应交通，皆为阻绝，因而无法成行。他被迫滞留在西安40多天。
董健吾重任在身，虽有老同学热情款待，仍觉如坐针毡。40多天来，天气依旧雪飘冰封。焦急万分的董健吾再也不能坐等天晴了。他知道钟可托与张学良有交往，张学良曾数次在钟可托面前提到：若有机会与共产党商讨一致抗日的主张，愿移樽就教，与中共负责人面议国事。从这一信息中，董健吾确认张学良有联共的诚意，遂下决心请钟可托引见，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谒见张学良。
见面后，他镇定而从容地将天下大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国民政府的抗战义务讲到共产党、红军的抗战诚意，一席发之于情、归之于理的谈话打动了张学良。而今得知蒋介石竟也萌生联共抗日之念，张学良不能不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虽说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的密信，又有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容怀疑，但张学良仍非常谨慎地用密电向南京方面询问此事。结果，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前往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特使。
张学良又用电台与瓦窑堡联系，那里的回电也表明，中共中央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
2月21日，张学良派出私人座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至当时还是东北军辖下的肤施(今延安)。在机场，他托请董健吾带一封信给毛泽东，向中共表达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愿。
密使原是“上海特科队员”
在瓦窑堡，董健吾和张子华受到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人的欢迎。
当时，毛泽东与彭德怀等正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和张学良的信亲手交给秦邦宪，要求转呈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张学良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
当天，秦邦宪即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了董健吾之行，并介绍董健吾的党内身份：董系“上海特科队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
3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电邀周恩来、秦邦宪与董健吾、张子华等人，同去山西石楼，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张子华应邀去了山西，但董健吾考虑到离沪已有数十天之久，怕宋子文等心焦疑虑，希望尽快回沪复命。
3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来电。秦邦宪将电报交给董健吾，要他确保安全，迅速送达，并请向宋庆龄代致敬意。行前，林伯渠拿出3块江西铸造的刻有斧头镰刀的银币和一套苏区的布币，请董健吾转交宋庆龄。送给董健吾的，则是80余册《奋斗》月刊。
3月5日，秦邦宪等将董健吾送至城外，握手作别。董健吾仍按原路返回西安。
董健吾回到上海当天就前往宋庆龄府邸。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已在宋府等候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复信。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写了一封信，信中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对通过董健吾这条线达成与宋孔欧美派的联络寄予厚望。
在国民党看来，张子华等都是共产党的联络员，只有董健吾是代表国民党的。所以国民党提出的各种文件，仍交由董健吾转给中共中央，中共的文件也通过他转给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现，董健吾是功不可没的。
